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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及其承续

范仲淹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他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就是范仲淹。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及其承续,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及其承续

  【摘 要】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精神品格,尤以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为其代表。范仲淹的忧患意识终其一生,一以贯之,并非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能涵括。范仲淹之后,陆游等后世士人同样也继承了范仲淹忧乐思想的道统。忧患意识影响了中国历史兴衰治乱的走向,并将在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 范仲淹 忧乐精神 传承 和谐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 。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被广泛传诵的是《岳阳楼记》。《岳阳楼记》能够成为传世名篇并非因为其对岳阳楼风景的描述,而是范仲淹借该文抒发先忧后乐、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忧患意识不仅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表现为希望宋王朝能在忧患中崛起,转危为安,阔步向前。近千年后的今天,我国正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中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缺少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范仲淹的忧乐精神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忧乐思想的基础——忧患意识

  范仲淹生活在北宋内忧外患的年代,他的忧患意识萌发于青少年时代,贯穿于终身实践,结晶于邓州任内。其《岳阳楼记》是对平生忧患意识的精辟总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明道二年(1033年),范仲淹在京城任右司谏。这年七月,江淮、京东一带旱灾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遣使救灾,仁宗皇帝便派他安抚江淮。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且禁民淫祀,并奏请减免盐茶税,还将百姓吃的乌味草带回京城,请仁宗传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其忧民爱民之情可见一斑。

  (二)进亦忧,退亦忧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范仲淹因西北战功而擢升枢密副使,后又升参知政事,但他不坐享其成,反而更加忧国忧民。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措施,并主持全面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仅进行16个月便夭折了,却一石激起千层浪,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及此后的历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天圣八年(1030年),因直谏被逐出京城任河中通判的范仲淹,听说朝廷打算建太乙宫,要耗费巨额资财时,立即上疏反对。庆历新政夭折谪知邓州后,他仍坚持“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使范仲淹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为国家、为民族、为黎民,呕心沥血,奋斗不息,创造了伟大的业绩,也塑造了自己的高大形象

  二、忧乐思想的核心——“不欺”精神

  庆历六年(1046年),邓州新科状元贾黯回邓省亲,专程进谒范仲淹,请教治世立身之策。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终身践行,官至御史中丞。他遇事敢言,无所顾避,一生为官清正廉洁,无疑得益于范仲淹的“不欺”精神。

  不欺,即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不欺,即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这“不欺”二字是范仲淹道德操行的高度概括,是范仲淹忧乐思想的核心。他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都自始至终贯穿着“不欺”的信条,正是这种“不欺”精神,才使范仲淹的忧乐思想传千年而不衰。在如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时代,发扬范仲淹的“不欺”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事,以光明磊落的胸怀做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三、范仲淹的忧乐人生观与社会荣辱观

  一种文化如果久远地被一个民族所沉溺与传承,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涉及到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文化最终成果是人格,集体文化的最终成果是社会人格。范仲淹是宋代为数不多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从艰难的童年到步入仕途的64年人生中,忧国忧民,无时或已。一篇代表作《岳阳楼记》震古烁今,民胞物与的襟怀,“先忧后乐”的荣辱观,正是倾其一生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情操是他高尚荣辱观的具体体现。“宁可毁人,不可毁誉”,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荣辱观念的树立,在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总把个人的荣辱观融入到捍卫民族利益,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之中。

  范仲淹心忧天下,以身许国,自从成为朝廷命官,“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但是,仕途险恶,人心叵测,他每次犯颜直谏,换来的都是挥之不去的如影随形的贬谪。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只有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出朝通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徙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右司谏时,他又因谏止仁宗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被贬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权知开封府时,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他虽三次被贬出朝,却无怨无悔,“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从不颓唐沮丧,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谪为“三光”(三次光荣)。任参知政事时,因“庆历新政”失败,他被免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从此未再回到朝廷,可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范仲淹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分清美丑,无私无畏的一生为社会道德建设树立了新标尺,为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了精神武器。

  范仲淹即使受尽屈辱,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他乘船赴睦州任时,风急浪恶,一家十余口险些葬身鱼腹;贬官饶州时,沿途十余州的地方官因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都不放在心上,有诗云:“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胜禅师”,“世间荣辱何足道,塞上衰翁也自知”。由此可见其心胸宽阔,不计个人得失,虚怀若谷,令今人感慨。宋代官员每至一处履新,照例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范仲淹在饶州上谢表时说:“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意思是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在润州时表示:“竭诚以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身处险境,他也不会钳口结舌,缄默不言。他在邓州时,曾上谢表称:“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他以挽救民疾分担国忧为己任,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则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当代领导者效仿。

  历史上有多少像范仲淹那样的先哲之所以为后人所熟悉,所敬仰,就是他们用无私无畏的牺牲,用默默无闻的付出,用战胜命运的壮举,用殚精竭虑的追求,用爱岗敬业的行动,端端正正地书写了“忧乐”,诠释了“荣辱”,在人们的心目中竖立起永恒的丰碑。当今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号召群众做的事,自己应该首先做到;要求群众抵制的事,自己决不染指。这样,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在领导干部的影响下形成,在领导干部的领导下蔚然成风。

  范仲淹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是心在朝廷,情系百姓。明道年间,江淮、京东发生蝗灾,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请求朝廷派人赈灾,仁宗不理。他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这才命他安抚江淮。他开仓赈灾,减免茶盐税,禁民淫祀,并将百姓所食乌昧草带回京师,请仁宗传示六宫,以戒侈心。他任参知政事时,曾将那些庸才宵小从官员登记本上一笔勾销,大臣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而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坚决把这些不称职的官员悉数罢黜。他任地方官时,所到之处关心民疾,兴利除弊,泽被一方。他在知苏州时遇暴雨成灾,千里沃野顿时成了水乡泽国,为疏浚河道,范仲淹多次跋涉于泥泞水潦之中;知开封府时搏击强豪,整顿吏治,京城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歌谣;饶州产茶,那里的百姓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鸟衔茶,负担沉重,范仲淹任饶州知州后即奏免了这项弊政;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知邓州时,当地亢旱不雨,他亲自率领百姓凿井浇田,居然使这一年五谷丰登,家饶人足。他在所至州郡陶铸人才,栽培桃李,兴庠序,葺州学,处处书声琅琅,弦歌不辍,胡瑗、孙复、石介等皆出其门下,范仲淹不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重教兴国,传承着生生不息达到中华文明。

  范仲淹的忧乐情怀还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忠诚。无论何时何地,爱祖国爱人民永远是首选,这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高尚的道德追求。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奢侈淫逸为耻,才能构建起和谐社会坚实的精神依托。

  范仲淹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也急人所急,忧他人所忧,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他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时,一下属死于任上,家境困难,无力归葬,范仲淹不但捐钱雇船运送灵柩,而且写诗给所经关津:“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关津果然给予了关照。范仲淹在苏州时买一宅基地,风水先生占卜此地世出卿相,他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地建府学。他乐善好施,回苏州省亲,把3000匹绢悉数散与亲朋故旧,并置田数千亩为义庄,以赡养家族中的穷人。而他贵为大臣,非宴客不食肉,妻子巾钗布裙,儿媳有一顶绫罗做的帐帷,范仲淹以为过于奢侈,不准带回家。此类事例甚多,足见解衣推食、济困扶危、公正清廉是他的一贯品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人民心声,代表百姓意愿,就必定会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戴,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惠政及民,在饶州离任时,百姓感戴其德,万民空巷相送;他从邓州调任荆南府时,邓州百姓遮道请留,朝廷特准他再任。后调往杭州,邓州百姓在他创建的花洲书院建生祠祀之。连他的去世,也留下光辉的一幕,“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如此受百姓爱戴,真不多见。真正的历史伟人,便是那巍巍国魂下永不变心,永不褪色的赤诚,这才是连绵数千年人类社会荣辱观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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