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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與范成大论文(5)

范仲淹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三.仲淹与成大之比较研究

  本文在论及范成大之宦歴政绩时,已与仲淹略有所比较,今拟再专门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大致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⑴时代背景 范仲淹进士及第步入政坛之际,赵宋王朝已开国半个世纪。经过宋初三朝四十年之久的励精图治,北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极盛,出现了蓬勃兴旺的向上发展势头。范仲淹虽真宗末已入仕,但其宦海沉浮主要在仁宗一朝,这与号为歴仕三朝,但宦歴与孝宗朝相始终的成大极为相似。因此,比较他们从政、治学、生活的时代,只要对仁宗和孝宗两朝作一对比即可。仁宗以仁治天下,谨奉祖宗家法,忠厚之政;孝宗以孝为宗,虽即位初,锐志恢复,终碌碌无为。但旧史家予以高度评价,分别誉为卓然北、南宋诸帝之称首,详考史实,却未必尽然[119]。

  乾兴元年(一○二三),以晚年崇奉天书、东封西祀而著称的真宗撒手人环,留给十三岁登基的小皇帝的是一个政局不稳、国弱民穷的烂摊子。头十年,真宗刘后(即仁宗时的刘太后)以真宗遗诏中“太后权军国大事”名义处理朝政,时时暴露出想临朝称制的欲望,幸赖王曾等元老重臣严守祖宗家法,辅佐她平稳渡过了过渡期,但切于权势的刘太后则在死后才还政于仁宗。在她执政的十年中信用王钦若等奸邪,罗崇勳等宦官,广修塔庙宫观,耗费国财,留给仁宗的是财政更加拮据的亲政局面。仁宗初执政,就有人抓住其生母辰妃事大做文章,幸得吕夷简预为之媒,以厚礼殡葬,才未出大乱子。范仲淹既在天圣七年(一○二九)初任京官时,就力谏仁宗不当率群臣拜贺刘太后,以为君主“无北面之仪”,并亟请回政于仁宗;得罪刘太后而被逐外放。在仁宗亲政初,他又上疏仁宗,对太后“宜掩其小故而全大德” [120],竭力调和二宫。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内忧外患频仍,与西夏的战争连战皆北。养兵之费,耗尽了内外之积,加上冗官、冗费,导致了积穷积弱的财政危机。宋代的官僚机构人浮政滥,旷职废事,吏缘舞奸。“科率诛敛”,导致“天下骚然” [121],社会动乱,小规模兵变、起义风起云涌。赋役不均,贫富分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面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新进英锐策动了庆曆新政。但由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根深蒂固,仁宗皇帝的动摇反複,始从终弃,宰执重臣的首鼠两端、掣肘观望,反对派的阴谋破坏,既得利益者的公开反对,改革派内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周密的部署及通盘的考虑等各种原因,新政功败垂成。

  仁宗对朋党的疑忌,达到神经质般的地步,其换宰执大臣则如走马灯般,亲政三十年,两府大臣达四十余人。又自命台谏,使与大臣互相箝制。此术为孝宗所心领神会,其操纵之术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府大臣除虞允文、王淮、陈康伯外,多则一年半载,少则数月,任人不专;孝宗在位二十六年,先后命相十七人之多。又多加猜忌,再以台谏监察交攻,鲜能有所建树。仁、孝两朝的共同特点是多以“暧昧之罪加人”,说明其忌讳廷臣结党之心的疑忌心理如出一辙。当然,孝宗之弊又在多信用近习佞幸,布为耳目,乃至进退大臣亦用其策,此则其远不如仁宗也。

  仁宗朝西、北两边外患不绝,尤以西夏为害尤甚。幸赖范仲淹积极防御之策而赢得还算体面的和平。虽增“岁币”于契丹,拨“岁赐”付西夏,付出沉重代价,尚得以保国本不动摇。宋孝宗即位之初,励志恢复,但用非其人,隆兴一败,则惟有和议,后虽寄希望于虞允文两度经略四川,打算东、西两路齐举,终因实力不济,有“小尧舜”之誉的金世宗又採取培植国力,不卑不亢之态度,其长备不懈,政局稳定,客观上令宋无机可乘。更重要的是:孝宗受到鲜廉寡耻太上皇赵构的干涉掣肘,因此孝宗的恢复中原梦始终难圆,只能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宋人罗大经论其壮志难酬的三大原因颇有见地:“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方按:高宗退位后居德寿宫)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122]

  仁、孝两朝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人才之盛。在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仁宗朝的“名臣”最多。如张知白、张士逊、陈尧佐、姜遵、李迪、韩仁、郎简、张沔、夏竦、孔道辅、蔡齐、郑戬、程琳、龎籍、明镐、晏殊、张昪、宋庠、宋祁、孙甫、贾昌朝、曾公亮、叶清臣、王尧臣、吴育、富弼、韩琦、田况、文彦博、欧阳修、张方平、韩琦、蔡襄、冯京、王安石、司马光等,范仲淹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此外,如宋初三先生胡援、孙复、石介,加上李觐,为太学最有名望的教授。唐宋八大家之六全产生在仁宗朝,欧、王、曾与仲淹有交游。学术、哲学名世者则“三刘”(敞、攽、恕)、孙奭,张载、周惇颐、二程、邵雍等北宋五子,此外,还有苏颂、沉括、燕肃、毕升等科学家。在这个群星闪烁的时代,从思想学术史的历史长河考察,范仲淹无疑是领军人物,所以笔者誉之为“宋学开山”[123]。

  而孝宗朝人才、学术之盛,亦南宋历朝之冠。先后担任过宰相的如张浚、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赵雄、王淮、周必大等均为名相,史浩、洪适、汤思退、梁克家、叶顒、魏杞、曾怀、叶衡等或以治政著称于世,或以学术文章为时所重。范成大与他们多有或远或近的关系,与周必大、三洪、王淮等过从、交游尤为亲密。当时,哲学大师朱熹已崭露头角,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陆九渊为祖师的心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创始者的婺学,以陈亮为开山的永康事功学派,共同构成了浙东学派的万千气象,成为足与朱、陆理学、胡、张湖湘学相颉顽的鼎足而立的主流学派。范成大以其渊博的学识卓然屹立于当时思想学术之林,他与蜀学大家李焘父子、李石等也有交往,他与上述一流学者经常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要不是他一三六卷《大全集》的佚失,或许他与尤袤(《梁溪集》)、《遂初小稿》等著作丧失殆尽)也能构成吴学或苏学学派,清代惠栋的“吴学”,较之范、尤前贤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不用说范成大还是尤陆范杨南宋四大家的著名诗人之一,也是范、陆(游)、朱(熹)、张(即之、孝祥)等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行草深受孝宗讚赏和时人喜爱。

  范成大早在乾道六年(一一七○)使金归来除中书舍人时,就在士林享有重名。诚如崔敦礼《宫教集》卷八《上范舍人书》所称,其学“包罗百氏,磅礴九流。以辉煌汗漫之作而执耳文盟,以博大高明之资而盱衡士类。”在南宋的两府大臣中,只有范成大和周必大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这与张方平当年亟称仲淹,誉之为“士林归乎北海”,(以孔融类比,称其时望与重名。)实有异曲同工之妙[124]。仁宗时,朋党之争开其渐,主要表现为改革派与反对改革的守旧派间的两大阵营对垒;孝宗朝则主要表现在仕宦集团与近习的对立与斗争。范仲淹无疑是前者的领袖和中坚;而范成大则仅是文士集团的重要人物而已。

  孝宗时期,尚称得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养兵之费使财政状况恶化,其出路即为横赋与苛敛,这种状况较仁宗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周必大估计,川峡四路淳熙初“常赋、杂征”已为熙丰时岁入三倍有馀[125]。众所周知,北宋熙寕、元丰间的岁入是北宋最高的。至淳熙末,仅东南地区的岁入就达到六千五百馀万缗,这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如果考虑到南宋仅为北宋版图的三分之二,那麽我们更可感受到这种超经济的剥削和压榨的残酷,在其背后支撑的是严刑峻法与大批*官污吏。孝宗志在恢复,也效仿宋太祖设封椿库,淳熙十年也增加到三千余万缗,但这笔民脂民膏却主要用来敬奉太上皇和赏赐近习佞幸,以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需求,两年后,内藏就仅剩五百余万缗了。孝宗对太上皇恪尽孝道,言听计从,晚年的进取心、恢复志已抛九霄云外;其信用佞幸如张说、宋贶、曾觌、龙大渊、甘昪、王抃等,导致士人文官集团与近习的对抗,近习的弄权使吏治败坏,南宋后期的权臣、近习为患,孝宗实开其渐。仅就这两点而言,他是远不及宋仁宗之开明、仁厚的。因此说他是“中兴之主”,实在是名不符实。范成大就生活从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对宋人评论甚苛的王夫之也视范成大为孝宗朝名臣,称他与周必大、王十朋、杨万里为“铮铮表见”,“文雅雍容,足以缘饰治平”[126]。但无论是文学学术、还是士林交游,范成大还称不上公认的领袖地位,显然比仲淹当年略逊一筹。

  ⑵政治理念与治绩 范仲淹“慨然有志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尚经天纬地之业”[127];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先忧后乐是体现其时代精神的千古名言。范仲淹倡导的名教思想实际上是儒学正宗,即以孔孟之道立言立德;他表彰严光的名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128],成为士大夫光风霁月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仲淹力主施政“布德行惠”,治理州郡之大要在于“从民心而已”[129];而“惠民”之政必须:“宽猛相须”,“文质相救”,“损上益下”,“裒多益寡”[130]。因此,无论出为方伯连帅,或歴宦州郡,所至兴利除弊,亲民仁政就成为他一贯的方针,也赢得了过化之邦百姓的衷心爱戴。范仲淹的另一可贵之处是,不计个人安危、荣辱,凡事关国事,则挺身而出,直言极谏。“许国忘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毕生的信念,“儒者报国,以言为先”则是他无悔的追求[131]。在这方面范成大虽也敢于发表独立见解,但不如仲淹那样捨身忘己,当然他也有过谏罢张说,疏论不当召宋贶之类闪光之处,较之仲淹因上言极谏而三出专城犹未悔的操守尚有愧色,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使金在金廷、粹发私书,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差一点就捨生取义。

  范成大撰写的奏议、政论、序记、题跋及各体散文,均在已佚之《文集》;而能见其生平、思想概略的主要为周必大撰《神道碑》,但这类文字多溢美之词,且未必能反映传主的真实思想,因此,进行思想层面的对比研究则尤显困难。但从范成大今存诗文的字里行间,至少可以看出成大对仲淹这位乡前贤颇为心仪,其思想、行迹亦颇有类似之处。成大思想亦崇奉儒学正宗,其政治理念以儒家“仁政”为圭臬,从他的一些奏疏中可见其政治主张为慎刑谨罚,轻税薄敛,启用贤能,爱惜民力。其施政注重通权达变,审时度势。由于时代背景、社会风尚的影嚮与制约,也由于他长期患病体羸,佛道思想赋予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很大影嚮,明显表现在晚年的急流勇退,易退难进,消极遁世,明哲保身。这与他早中期的励志恢复,锐意进取,建功立业已判若两人,形成鲜明对照。当然仲淹*参政后,也有意气消沉的一面,但在知邓、杭、青州任上仍一如既往救荒赈饥,致力于促进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这些有所作为的政绩我们仅在石湖知处州、帅桂、蜀、明州、建康时还能见到,其后基本上是领祠禄而不出,流连于大自然的美景中与亲友饱享山水风光了。应该说最后十年,石湖基本上无所作为,这当然有近习排挤,长年卧病,晚年丧女的客观原因,但较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仲淹,成大显然颇有差距。

  两范可资比较的政绩和文治武功大致有以下几项:其一,义庄与义役。范成大知处州倡义役,也许是受仲淹设义庄之启发。两者之目的虽略同,即以富济贫,贫富互助。但两者仍有颇多不同:前者救助对象为苏州范氏宗族,后者乃处州松阳民。实现手段不同,前者由仲淹个人捐俸购上田千馀亩,以租计口给米及供婚丧之用;后者则由松阳民据物力高下出钱购田以租助役,当然,当时成大官卑,俸禄远不能与其晚年及仲淹相比,即使他有心也未必有能力捐俸。从效果和影响看,前者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即《义庄规矩》)及公平的管理人员,就能“九族之间,莫不被其惠”[132];而且,这种扶贫济困的义举,纷纷为世家大族所效仿。自宋代以来,对苏州人才之盛,社会事业之发达,养恤与教育族人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健全,仲淹可谓功德无量[133]。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一种可贵精神。而范成大的义役当时在执行过程中就有平均摊派和重複出钱现象。虽当时输钱买田达三千三百亩,可助役至二十年,而且一度推行到两浙。江东、西、福建路的部分地区,但终难成规模和气候,成为昙花一现。必须指出,仲淹这种民与物胞的无私情怀,道德风范,较之成大,实有天壤之别。因为成大晚年,出则安抚、制使、入则二府大臣,高官厚禄,却经营私家别墅、庄园,将石湖、范村营造得似人间仙境,但到南宋末已踪迹难寻[134]。较之仲淹严词拒绝门生欲为其购置洛阳原唐·裴度别墅,平生不殖私产,遗表不及私恩一字,乃至死后家人守丧只能借住官房的高风亮节,成大实乃问心有愧。

  其二,治水实践与思路。天圣年间,仲淹在泰州任监盐官时,就力倡兴修捍海堰,调发通、泰、楚三州民夫修成长150里的范公堤。此堤对防止海水倒灌,改造盐硷地,促进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歴千年而迄今仍存。在当地人民心中树起永远的丰碑,正如宋人杨阜所作《范公生祠画像赞》所云:“青衫下僚,名世高节”;“捍患御灾”,“水远堤长”[135]。仲淹有总结这次修堰实践的著作《堰记》,可惜已佚,这一缺憾,却由范成大完美的弥补了(说详下)。仲淹的另一成功的治水实践在景右元年(一○三四)六月,仲淹知苏州,当时姑苏久雨成灾,有十余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亟待救济。仲淹到任即赴昆山、常熟等地察看水情,确定了疏浚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正确治水方略,又力辟种种横议,首创“日以五升米,召民为役,因而赈济”的以工代赈新模式,不仅解决了灾民的生活困难,又兴修了水利,为灾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打下扎实的基础。这种浚五大浦(茜泾、下张、七丫、白卯、许浦),“以杀其势,为数州之利”的水利工程兴修新思维,可“使东南入于松江,东北入于扬子与海。”[136]这种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模式,不失为深谋远虑之策,为时至今日的兴修水利仍提供了有益的谋谟。

  无独有偶,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重要性的共同认知方面,两范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成大在他的名著《吴郡志》中特创立水利一门,总结了仲淹以后的丘与权、单子发、单谔、郏亶、郏侨父子及赵霖等人的治水实践和理论,“凡古今兴废之迹,江海源委之道”,皆荟萃其说,保持了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许多水利文献,今之治水方略,实亦无出其后。成大对水利事业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以后明代遂有《吴中水利书》的纂修,成大发凡起例,首创之功尤不可没。

  成大在处州兴修通济堰的历史功绩可与仲淹媲美。通济堰是在丽水与松阳之间的大型水利工程,流经数百里,灌溉二千馀顷,自南朝萧梁时詹、南二司马始修,至南宋乾道年间成大主持重修已达六百馀年。由于成大踵事甚密,颇具远见,深知水利工程“修复之甚难,而溃塞之实易”,故撰《堰规》,且刻石列其规以俾后人所考。成为浙东山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迄今仍在发挥作用,歴八百三十馀年而不废,成大的苦心经营造就了通济堰这一有长达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水利渠道仍在造福于当地人民。时至今日,浙东山区仍不时传来因争水而发生纠纷乃至械斗之类事件的消息,我们不能不钦佩十二世纪时人范成大的虑深思远和远见卓识,这些堰规即使今日,也是仍能行用的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仍能对维护通济堰的正常运转和维护加修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37]。范成大的精明干练,于此还只是小试牛刀。

  其三,军事才能与外交手腕。两范堪称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宋代立国之初,惩于五代骄兵悍将犯上作乱,改朝换代的历史教训,立下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不仅由文臣出临方面,担任最高统帅;武将只担任副职或部属。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历来由文臣出长,唯狄青因平息侬智高之叛而擢任枢密使,不久即被重臣文彦博以疑忌而罢,旋即忧悸而死;南宋初的韩世忠、岳飞因被削夺兵权而进位枢密使,不久即一罢一杀,未得善终。因此,在面临民族矛盾激化,边境不安时,往往由文臣挺身而出。当仁宗之世,西夏入侵乃国之大患,养兵一百二十五万却屡战屡败,范仲淹、韩琦,受命于危难之际,范主积极防御,坚壁清野,多修堡垒的战略;韩力主攻策,在国力、军力不占优的情况下,只能导致败绩。范仲淹的积极防御伺机反击的战略为实践所证明乃当时惟一可行之策。故西夏人相戒:“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方按:指范雍)软弱可欺。以延州为管道,启动和平谈判程式,因元昊来书中有侮辱朝廷之语,为不使皇帝受辱,范遂焚来书,另写副本上报朝廷,一面自行覆书西夏,这种苦心,体现了他一贯的勇于任责的担当精神,但触犯了“人臣无外交”之天条,受到降官贬责的处分。但仲淹这种以国事为重,军事、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虑深思远,较之韩琦的一味硬拼,屡遭败绩还是要高明许多。范仲淹称得起一位建功立业的军事家和还不算蹩脚的外交家。

  反观孝宗之世,国力、国运较之仁宗朝每况愈下。初志恢复的宋孝宗,挫于隆兴之败后,尚把希望寄託在虞允文身上,两次派其宣抚川峡四路,欲东西并举,兴兵恢复中原。但当时兵备未整,虞于淳熙元年(一一七四)齎志以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帅广西,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卓有成效的范成大被委以重任,调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这与当年范仲淹经略西事时的临危受命也极为相似。成大在桂林,处理当时被泛称为“西南蛮”的少数民族关系颇为得体,临之以威,抚之以恩,以和平共处为基本原则,同时辅以开放边贸口岸互通经济往来,消除为掠夺资源而引起衝突的危险。其突出的外交手腕见于他处理安南进驯象的方式上。乾、淳之际,朝廷允贡、却贡反复无常。当时因郊祀大礼,急需进象,前帅施钜又对使者恩礼过厚,遂使贡象使者傲慢无礼,成大面折其狂,称:“吾经略诸蛮,陪臣安得亢礼!”至“受其廷参而犒之,遂为定制。”这是他恩威兼施,灵活外交手腕的一个范例[138]。成大处理广西宜州买马事也极为得体,认为不可开远蛮侥幸之途,这将对边防构成严重威胁,所谓生其觊觎之心,对于这种见利忘义之徒,应存戒备之心,防患于未然。宁可停一年之开榷场买马,也要绝其启衅之心,坚持仍以邕州横山寨为榷场,茶马贸易中又增用盐。成大精明强干,万事练达,其在广西经略买马事宜,创下南宋历史最高记录。淳熙二年(一一七五)进马六十纲,三千匹,增倍岁额。茶马贸易于宋代财政、国防事关重大。宋人早就认识到“兵在马”,宋代积弱乃至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马政不修,缺乏一支精锐的骑兵,堪与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有善于驰骋、大范围机动作战的骑兵军团相对抗。故范成大在蜀、桂帅任于茶马贸易尤加留意。

  他在成都实行“内教将兵,外修堡寨,团结土丁”三策,深得孝宗嘉许,认为“三说皆善”,赐诏奖谕,赐钱四十万缗[139]。成大日夜阅士卒,制器甲,以守边为先务,不轻启事端。其方略见其诗:“开边吾岂敢,自治有馀巧”[140]。其实,这些经略边事的具体方略,简直就是范仲淹经略西事时的南宋翻版与活用。如修筑堡寨,范成大因深谙地理之学,故凡吐蕃入犯径路十八处,皆筑堡寨,以扼其进犯之途,更加森严边垒,这是对当年范仲淹在缘边诸路大设堡寨的活学活用。成大在成都建筹边楼,筑分弓亭,都反映其留意军事,注重防御的常备不懈之意。成大经略西事也大著绩效,《神道碑》称“兵威大振,于是专意恤民。”而陆游则有一总体评价称:“〔公〕定规模,信命令,弛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振四境,岁复大登,幕府益无事。”颇有一种无为而治的神闲气定[141]。陆游对成大的军事才华推崇备至,《渭南文集》卷十八《铜壶阁记》称:“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示无极。则今日之事,盖未足道。识者以此知公举大事不难矣!”这是称誉他有能力肩负起恢复中原,复兴北宋疆域的重任,可惜历史舞台没有提供给他演出的机遇。

  ⑶其他方面 在文学才华和创作实践方面,显然成大略胜一筹。其博学才高,对田园诗的创作,对农民及城市贫民的同情与瞭解,对封建剥削残酷的讥刺,对山川风貌的状写,无愧大手笔,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至于佛道两教的素养,仲淹虽也有“外护”之称,但显然对佛典和道学的熟悉程度尚不如成大。在生活情趣方面,两范均“素心爱云水”,喜爱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其情操均表现为官场的难进易退,自甘淡泊,但在思想境界上有很大差距。仲淹在邓州修百花洲,却并不将园圃据为己有,而是辟为公园,与民同乐;无疑较之成大刻意经营石湖、范村作为终老之地,仅与交游作为胜赏名迹,其胸怀、品格、境界不可同日而语。仲淹嗜琴喜棋,成大爱收藏,善鉴定,艺梅植菊,各有所好。两人的共同爱好乃书法,成大的行草显然功力更深。范成大还是著名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他精通乡风民俗,知识广博,爱好更多,但在哲学思想方面尚乏力著,虽不失为当时交游的中心人物,但较之范仲淹为宋学开山、思想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地位,尚难与之相匹。两范可资比较之处仍有很多,有些也亟待细化,如重视教育,荐拔人才方面,显然仲淹做的更多更好;又如文学创作的特色等均是可以作为专题讨论的课题。限于篇幅,只能俟诸来日了。也许待笔者的范成大事迹著作编年完成后(中有大量辑佚诗文),会进一步深化两范比较研究的课题,此仅引玉之砖,以俟时之贤哲。

  今已有学者在从事于苏轼与歌德的跨国超时空比较研究了,相信这类比较研究会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其实,这种比较研究古人早已有之,如周必大《神道碑》开宗明义就将成大与仲淹这两位精英人物作过比较。两人时隔一百三十六年相继担任参知政事,均为姑苏人,但“谱牒不通,俱望高平”。另一位吴县人,明代的状元宰相《姑苏志》的作者王鏊也对两位前贤作过比较:

  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后,莫盛孝宗,皆锐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许国,可谓千载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乌呼,道之难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于时,自昔然矣!

  文正子孙,今在吴中最盛,所谓岁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绝;而文穆之后无闻焉。文正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亚欤[142]!

  姑且不论其对仁、孝二朝的论断正确与否?其对仲淹与成大的盖棺论定应是颇有见地的。宋代士大夫“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为吏以亷,立身以学”是其共同的立身之本,而“洁己自守”[143]乃其共同的操守和道德规范,两范亦不例外。明代的李贽至称“宋亡,而范仲淹不亡”,可见仲淹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笔者拟在通过两范的比较研究,揭示宋代士流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及其人文情怀。虽然,两范同中有异,各显风采。但范仲淹显然更高一筹,不仅是其先忧后乐的襟怀,尤在其立功、立德、立言。

  [1] 必须指出:今有人称谢氏乃范墉之妾,实迺毫无史料依据的臆说。一个十分简单的常识是:庶出者不入各种族谱、宗谱和家谱。而今存各种范谱却均以仲淹为始祖。

  [2] 《宋会要辑稿》(下简称《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六。

  [3] 《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范仲淹神道碑》;《宋史·本传》也称:“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4] 《范文正公全集》(下简称《范集》)卷一六《让观察使第三表》、卷一七《谢转礼部侍郎表》。

  [5]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

  [6] 《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范仲淹神道碑》。

  [7] 《范集》卷三《西溪书事》。引文据康熙岁寒堂本,下同。

  [8] 本节引文均见《方舆胜览》卷四五。

  [9] 《苏轼文集》卷一○《范文正公文集叙》。

  [10] 《苏轼文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书》。

  [11] 《范集》卷七《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12] 《长编》卷一一八。

  [13] 《范集》卷一五《饶州谢上表》。

  [14] 《长编》卷一三一。

  [15] 《范集》卷四《寄安素高处士》。

  [16] 《梦溪笔谈》卷一一。

  [17] 《安阳集》卷二二《文正范公奏议集序》。

  [18] 《范集·尺牍》卷中《与韩琦书》三○。

  [19] 《王文公文集》卷八一《祭范颖州仲淹文》。

  [20] 《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

  [21] 《范集·补编》卷三录黄庭坚《跋道服赞》。

  [22] 《王十朋全集》卷二三《梦人赠文正公集》。

  [23] 《范集·褒贤》卷五。

  [24] 《楚辞集注》页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25] 《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26] 《王国维遗书》册五《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

  [27] 《宋朝事实》卷三《圣学》。

  [28] 《范集》卷九《与周騤推官书》。

  [29] 《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30] 《范集》卷一《赠张先生》。

  [31] 《范集·别集》卷四《赋林衡鉴序》。

  [32] 《范集》卷四《依韵答蒋密学见寄》。

  [33] 《范集》卷一四《祭英烈王》。

  [34] 《范集》卷二○《用天下心为心赋》。

  [35] 《长编》卷一七二。

  [36] 《范集》卷四《酬李光化见寄二首》之一。

  [37] 《曾巩集》卷一五《上杜相公书》。

  [38] 《渑水燕谈录》卷二。

  [39] 《范集》卷四《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

  [40] 《范集》卷五《易义》,《范集·别集》卷三《天道益谦赋》。

  [41] 《范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42] 《范集》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

  [43] 《范集》卷一八《举丘良孙应制科状》。

  [44] 《范集》卷六《唐异诗序》。

  [45] 《安阳集》卷五○《崔公行状》引范仲淹评其诗语。

  [46] 《范集·别集》卷四《赋林衡鉴序》。

  [47] 《诚斋集》卷八三《杉溪集后序》。

  [48] 成大之字,多误作“致能”,详拙文《关于范成大生平行实的考订》;刊《历史文献研究》第十八辑第一○一至一○五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49]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周必大《文忠集·平园续稿》卷二一《范成大神道碑》。(方按:下凡引此文括注简称《神道碑》,不另出注。)在“十四能文词,是岁,秦国薨”句下,误衍:“明年,少师薨”五字,据此,似范雩卒于绍兴十年(1140)成大十五岁时,但可信史料显示,范雩实卒于绍兴十三年(1143),成大时年十八岁。亦见同上拙文之考(第一○○页)。

  [50] 范莘《石湖居士集跋》,刊《范石湖集·附录三》第五○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51] 洪遵知贡举,成大为小试官,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五。但《宋史》卷三九五《王阮传》却误称“知贡举范成大”,点校本未出校,亟应改正。

  [52] 此从《神道碑》。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七《王铁面》有不同说法:“至能除提举浙东常平,命未出而寝。立春日,差知处州。至郡数月,召还为侍从。”方案:成大未除浙东提举,考《宝庆会稽续志》卷二,乾道三年八月至五年六月,提举乃徐蒇;此洪迈误记,今不从。知州,《宋会要辑稿》(下简称《宋会要》)兵六之二○称为“权发遣处州”,据成大手书《通济堰碑》及《堰规》石刻拓本自署乃“权发遣处州军州事”,则《神道碑》及史料中作“知处州”皆误。又案:官卑,资序不足,则为“权发遣”。职权同知州。

  [53]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七。

  [54] 同上书卷二二三。

  [55] 以上引文见《宋会要》食货一四之四二至四三。

  [56]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七《处州义役》有详尽记载,可参阅。行之福建,见乾隆《汀州府志》卷九《户役》。

  [57] 《栝仓金石志》卷五范成大《通济堰记》、《堰规》附录清人王尚赓跋语。

  [58] 《栝仓金石志》卷十《重修通济堰记》(元至顺元年——一三三一年叶现撰)。

  [59] 同注一。又,注一、③文,分刊《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第八二五页、八二四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三年影印本。

  [60] 同注一李遇孙跋文,同注③第八二四页。

  [61] 据光绪《处州府志》卷六《桥渡》,参校《浙江通志》卷三八。又,《桥铭》、《桥规》刻石事,见右引书同卷引崇祯《处州府志》。

  [62] 《栝仓彙纪》卷十一《治行纪》;同书卷九《礼祀纪》。

  [63] 《南宋馆阁录》卷八,《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博士正字兼说书》。

  [64] 《诚斋集》卷八十二《范公文集序》。

  [65] 分刊《范石湖集》卷十二《会同馆》第一五八页;《范石湖集》附录《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第四六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66] 关于成大使北,史料极多,可参看成大《揽辔录》、《范石湖集》卷十二所载使金七十二首绝句。此乃寄託石湖心声的爱国主义绝唱,是石湖诗中的璀璨华章。又见《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八,岳珂《桯史》卷四《乾道受书礼》及于北山《范成大年谱》第一三七~一四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67] 据周必大《神道碑》,参见岳珂《桯史》卷四《一言悟主》,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卷十八《应召上封事》;《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三《范成大奏》,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十四《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记》。

  [68]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七《石湖文》

  [69] 《南湖集》卷六《有怀参政范公因书桂隐近事奉寄》之一。

  [70]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静江府》。

  [71]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

  [72] 据《宋会要·兵》二三之七至二三之一二,《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广马》,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四裔五·南诏》、卷三三一《四裔七·南丹州蛮》引《桂海虞衡志》佚文,《黄氏日钞》卷六七《范石湖文·奏状》综述。

  [73] 《黄氏日钞》卷六七《范石湖文·奏状》

  [74]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六。

  [75] 胡起望等:《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76]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四《范待制诗集序》。

  [77]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制置使》。南宋仅在四川设制置使,虽在明州设沿海制置使,但仅节制水军,职在肃清海道而已,非四川之比。

  [78] 《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表》。

  [79] 同上《石湖文·启》

  [80] 同注七

  [81] 据周必大《神道碑》、《成都文类》卷十七《赐范成大奖谕》(以《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六参校)、《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成都府义勇军(雄边军)》、《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综述。

  [82] 参阅拙撰《范仲淹评传》第二章,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

  [83] 《攻鬼集》卷三八《外制·范成大转一官致仕》。

  [84]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六范成大《论文州边事札子》,《神道碑》、《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诗集序》。

  [85] 酒课数,据《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奏疏》;《神道碑》和杨甲《成都縻枣堰亭记》(刊《全蜀艺文志》卷三七中)作“四十八万”,乃取其成数。科籴数,从《神道碑》;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卷七八《李蘩墓志铭》作“六十万”,或取其成数,右引杨甲《亭记》作“七十八万”,误。又误书为“关中”,实乃“关外”。

  [86] 《全蜀艺文志》卷三六中杨甲《成都修学记》。

  [87] 《甲记》赵抃熙宁七年(一○七四)修,三十卷;《乙记》王刚中绍兴三十年(一一五○)续修,二十二卷;《丁记》胡元质淳熙七年(一一八○)续修,二十五卷;范、胡二《记》见《全蜀艺文志》卷三○。

  [88] 范陆交游,心心相印。陆游推誉至极,参见:《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文集序》,卷十八《筹边楼记》,《铜壶阁记》;《剑南诗稿》卷八《送范舍人还朝》,卷二五《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有感》等。

  [89] 《神道碑》,参见刘克荘《后村大全集》卷一○三《孝宗辰翰十五》。

  [90] 刘宰《漫塘文集》卷二四《书石湖诗卷后》。

  [91] 《神道碑》将魏王卒及成大起知明州时间均误系于淳熙六年二月,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宝庆四明志》卷一及《宋史》卷二四六《魏王恺传》改。

  [92]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范成大《论透漏铜钱札子》,《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

  [93] 《宋会要》兵一三之三三至三四,《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

  [94] 以《神道碑》、《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札子》综述。惟蠲免秋苗额二十万,《景定建康志》卷十作十七万,疑《神道碑》乃举其成数。

  [95] 周必大致朱熹信称讚成大救荒措置得宜,信见《文忠集·书稿》卷八《致朱元晦待制》之八。方按:自注“淳熙七年”,实乃“八年”之误。

  [96] 《宋会要》瑞异二之二五

  [97] 《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五引《范至能石湖集·奏拨隶转般仓札子》,《大典》卷七五一六引《宋范石湖大全集·奏乞蠲免大军仓欠负札子》。

  [98] 《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应诏上皇帝书》。

  [99] 两书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100] 据敖陶孙《臞翁诗集》卷二《上闽帅范石湖》之二,有“了知长短三千首”句,则范诗应在三千首以上。

  [101] 详拙文《杰出的地理学家范成大》所考,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九九四年第四辑(总第三十三辑)。又,《洞霄集》之名,见《诚斋集》卷三三《和谢石湖先生寄二诗韵》题注:“一见寄《石湖·洞霄集》。”

  [102] 三人生平分见:《吴中人物志》卷四、《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八;《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周南仲墓志铭》,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

  [103] 《吴郡志》卷首赵汝谈序,边实《咸淳玉峰续志·序》及《书录解题》卷八。

  [104] 《渭南文集》卷一八《筹边楼记》,《剑南诗稿》卷二五《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有感》。

  [10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

  [106] 《全唐诗》卷一三五,韩愈《送严大夫赴桂州》。

  [107] 是书,诸家书目有一、二、三卷之分。笔者认为应从《神道碑》之说作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二卷或重刻时所析,《通考·经籍考》沿袭陈录;而《宋志》所谓三卷,实误。

  [108] 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一《委巷丛谈》。

  [109] 仅见《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鲍廷博校认为“三英”乃“三吴”之误,其说是。此成大吴中诗。

  [110] 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四《游次公小传》。次公字子明。

  [111] 《诚斋集》卷五二《贺范至能参政启》;同书卷十六《寄贺建康留守范参政端明》二首之一又称:“天与中兴开明”,“不合威名满四夷”实乃同一机抒。

  [112] 同右引二首之二,其上句为“一生狂杀老犹狂”。

  [113] 《诚斋集卷八二《范公文集序》。

  [114] 分见《剑南诗稿》卷三三《范参政挽词》,同书卷三○《梦范参政》。

  [115] 《黄氏日钞》卷六七黄震跋文。

  [116] 《宋诗选注》页二一六~二一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117] 周汝昌《范成大诗选·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18] 分见叶茵《顺适堂戊稿》,《南湖集》卷六《有怀参政范公》之一,《永乐大典》卷二二六六引《苏州府志》。

  [119] 见王夫之《宋论》卷四第七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宋史》卷三五《孝宗记》史臣讚语。令人费解的是:最新出版的陈振《宋史》也完全赞同元史臣的论断,称孝宗“是南宋的中兴之主”。见是书第四八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120]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八。

  [121] 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答杜公书》。

  [122] 《鹤林玉露》丙编卷四《中兴讲和》。

  [123] 参见拙撰《范仲淹评传》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

  [124] 《乐全集》卷三一《上河中同理范学士书》,参见拙撰《范仲淹评传》第二九二页。

  [125] 《文忠集·玉堂类稿》卷二○《召试馆职策题·试赴召胡晋臣》(淳熙四年三月十日),影印四库本第一一四八册,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126] 《宋论》卷十二,第二○九页。

  [127] 分见《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范仲淹神道碑》,《宋史·范仲淹传》,点校本《范仲淹全集·别集》卷四《赋林衡鉴序》。

  [128] 影宋本《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129] 引文分见《范集·别集》卷三《政在顺民心赋》,《范集》卷一《用天下心为心赋》。

  [130] 分见《范集·别集》卷三《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范集》卷八《四德说》。

  [131] 分见《范集》卷十六《饶州谢上表》,卷一《灵乌赋》,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

  [132] 朱长文《乐圃馀稿》卷九《与诸弟书》。

  [133] 见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关于范氏义庄,详拙撰《范仲淹评传》第四一三至四二○页。

  [13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第五四一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一九八七年版。

  [135] 影宋本《方舆胜览》卷四五。

  [136] 分见《长编》卷一一五,第二六九九页,《范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四,同书七之五二。

  [137] 《堰规》今仅存十九条,并《堰记》见李遇孙《栝仓金石志》卷五。文繁不录。

  [138] 事见《文献通考》卷三三○《四裔七》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传本已佚近万字),又略见周必大撰《神道碑》。

  [139] 事具《成都文类》卷十七《<赐范成大奖谕>刻石题跋》,又见《全蜀艺文志》卷二十六(均四库本)。

  [140] 《范石湖集》卷十七《九月十七日衙散回分韵得譟暮字》。成大经略边事的具体方略见其《论文州边事札子》等,刊《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六;又见《奏议》卷二二三《兵制》,卷一五七《知人》,卷二四二《马政》,卷二四○《任将》,卷二一八《赦宥》所刊之成大诸类。还见于《永乐大典》卷三五八七、卷八四一三所刊成大各疏,文繁勿赘。

  [141] 《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诗集序》。

  [142] 钱榖《吴都文粹续编》卷十六,王鏊《范文穆公祠堂记》。

  [143] 《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三引元·林兴祖《陈了翁年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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