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注定与北大、清华有缘。他十九岁进清华，二十三岁毕业，四载寒窗，奠定了百年学问的基础。1981年，他以古稀之身作《清华颂》，文中说：“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935年，季羡林得母校清华的栽培，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又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进了北大。季羡林执教北大，迄今已届六十年。他对清华的依恋，已如前述。那么，他对北大又是一番什么情思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季羡林发表了一篇短文：《我看北大》，内中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纳。他说：“北大的历史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子，袖里藏的是什么样的乾坤呢？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答案。季羡林说：“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着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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