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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的论文

欧阳修 时间:2018-12-04 手机版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 〕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的论文

 (一)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欧阳修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①,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诸人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中的正统思想就是以五运之说立论的,它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3〕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认为“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4 〕《册府元龟》用这种神秘迷信的正统观念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也根据五德学说,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认为历史的发展、 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数”的,并由此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张方平也从五运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于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6〕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7〕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8〕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说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10〕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11〕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二)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12〕“《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14〕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15〕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16〕在这里,欧阳修不囿于对历史作道德善恶两极判断的成见,能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虚的道德标准,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功业因素,并使正统问题直接与历史问题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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