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去跳舞，父母没有像对我去银行上班那样“无为而治”。特别是父亲，他非常担心我会被“坏人”引上一条歪斜的人生道路。我本不热爱跳舞，但也不讨厌。偶尔跟着同伴们去别的单位办的舞会或舞厅，大多是因为无聊。发现父母反对得激烈时，则纯粹是为了品尝小反叛带来的片刻快感。
我永远记得1987年12月28日，那一个并不算太冷的冬夜。由于我撒谎而出去参加舞会的频率越来越高，父母觉得我的行为值得怀疑，于是严禁我晚上出门。有天我与同事约好，并发誓谁不去就是小狗。眼见着舞会开场时间快到了，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装病，把枕头塞在被子里装睡，然后从窗户上顺着水管溜了下去。我家在二楼，虽然不高，但要突破这种极限也确实需要勇气。
我突破极限的勇气也彻底越过了父母的底线。那天晚上，发现我逃跑之后的父母被半年来积在胸中的愤怒激发，寻遍县城里所有舞厅，并将正在跳舞的我揪了出来。突然受到惊吓的我被周围围观的人一起哄，像是被人抓了现行的小偷，羞愤难当之下就和父母顶起嘴来，这等于是往一堆燃得正旺的火上浇了一桶油。愤怒的父亲一抬手，他手里的自行车链锁正好砸在我的额头上。
那链锁砸在额头上的伤只保留了一个月，但心上的伤口却保留了几十年。后来，我离开老家结婚，生了女儿，那伤口还横亘在我们父女之间，每次想起都会有阵阵悸痛。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是故意用链锁打我，还是怒气之下失了手？但始终没有得出答案，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结。直至去年他去世，如果不是丈夫和女儿的坚持，我也不会回到老家，不会听到他对那件事的最终解释。
他说：“如果再有一次人生，我依然还会打你那一下，因为所有对你的愤怒，都不及对你从楼上摔下去的恐惧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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