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文(2)

诗歌作文 篇5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于行业，很多古代典籍都有清楚明确的记载，像宋代周辉的《清波杂志》，明朝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等等。其实行业就是在古代诗歌中也可略见一斑。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一之月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豳风。七月》）、“雉离于罗”（《王风。兔爰》）、“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魏风。伐檀》）等诗句就反映了《诗经》时代狩猎行业已经普遍存在了。而“萋兮斐兮，成是具锦。”（《小雅。巷伯》）、“绿兮丝兮，女所治兮。”（《邶风。绿衣》）则又给人们提供了纺织行业历史悠久的资料佐证。除《诗三百》之外，宋代梅尧臣《织妇》“织妇手不停，心与日月速。谁知公侯家，赐帛堆满屋。”、于演《里中女》“吾闻桑中女，不识华堂阴。贫窗苦机杼，富家鸣杵砧”也反映了中国的纺织行业。

　　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与我们的祖先很早发明养蚕有关。《诗经》中“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召南。采蘩》）就是描写蚕妇为公侯养蚕的诗。它所反映的养蚕行业在后来的诗人笔下也出现过许多次，如：明代诗人高启《养蚕词》“东家西家罢来往，晴日深窗风雨响。二眠蚕起食叶多，陌头桑树空枝柯。新妇守箔女执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茧成早。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清人朱奕曾《蚕妇谣》“日间防蚕饥，夜间防鼠咬。保蚕如保婴，刻刻难离抱。”养蚕是为了缫丝，缫出来的丝除了极少一部分留做己用，更多则是被养蚕人卖掉。宋代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缫丝行》“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清朝董恂《卖丝》“初生小满梅正黄，市头丝市咸开张”就很好的说明了丝市行业的普遍性。

　　众所周知唐代是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茶之盛世，专门从事产业经营的茶商也便应运而生了。白居易名篇《琵琶行》“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及王建《寄汴州令孤相公》中“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等诗句，都反映了茶行的情况。唐代的诗鬼李长吉《老夫采玉歌》“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以及早于他的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应物《采玉行》“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则又直接说明了玉石行的存在。从李贺的另一首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刓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干腻薄重立脚匀，数寸光秋无日昏。圆毫促点声静新，孔砚宽硕何足云！”我们则可以直接看出文房用具行的存在及其生产情况。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买花》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而宋代陆放翁《临安春雨初霁》则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二者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说到了卖花这个行业。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行业，还有李白《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写铁器行的；李白《江夏行》“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以及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则反映了酒米行的存在；元朝王冕《伤亭户》和杨维桢《盐商行》则勾勒出了从事盐行业工人的悲惨生活，略晚与他们的明代高启的《牧牛词》、《伐木词》则是直接描写牧牛和伐木行业的。

　　其实自古以来行业的工种绝不止三百六十行，而古代诗歌更是浩如烟海。通过诗歌对三百六十行的反映和描写，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行业的情况。

诗歌作文 篇6

　　对于传统的诗歌美学而言，它的原则性比较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相较于当代诗歌的美学价值研究而言，我认为二者强调的是不同的。从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这就是原何老一辈诗歌评论家对当代80后歌作者的作品一味吹毛求疵的根由。在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董喜阳在《夜雨迷离的时光（组诗）》中分别用“迷茫”、“彷徨”、“迷惑”、“思考”、“春天”作为小标题，诗中说“我是太阳下一棵流浪的树”“让我一个人去品尝遥无人烟的荒凉”。这可以说是董喜阳的个人精神价值的体现，我用我羞涩的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价值是离不开个人的精神价值的。在当今这个社会，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权力不断复苏，在他的诗歌中所谓的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传统的诗歌美学是存在其缺陷的，董喜阳在诗中试图去寻找新的美学天地。这个新天地要靠在当今社会中提高社会地位的人的心灵是否觉醒，精神生活是否丰富来作为标准去衡量它的意义。社会思想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可以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决定某些意识和感情，但是它不能代替，二者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规律。笔者这里想到董喜阳的诗观（诗歌应该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在这里允许我取断句。）艺术探求的人的情感可以是多元化的。但所谓的诗歌多元化应该是不同价值标准的美学多元化。政治的实用价值和感情在一定领域是存在其非实用性的。正如一棵树在植物学家和诗人的眼中价值是不一样的。因此我想董喜阳是一个真正懂得诗歌的人。

　　所以建议大家多去读读他的诗歌。

　　建议大家去读就一定要有他的诗歌的可读性作为前提。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是可读的，什么样的诗歌缺乏可读性，它的界限在哪里呢？在诗人董喜阳的诗作《在异乡，巧遇李太白》里，“都市锃明瓦亮的街道旁，夕阳独醉”“黄昏，老太龙钟，一些动词在喉咙集结”他在语义上制造了含混的效果。这让我想起克利恩斯·布鲁克斯在阐述它的诗学理论时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诗的语言就是悖论的语言”。也就是说，诗的语言在本质上是含混和反讽的，所谓的张力只有通过语言的推敲和摩擦才得以实现。我认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如果做不到在他的写作中使用过去被判定为没有诗意的词汇，那么，他的写作多多少少应该看做是不成功的。而董喜阳则是懂得在一些人看似不平常的生活中挖掘令人震惊的诗意的诗人。

　　今天，正握着笔的诗人是光荣的、沉重的——后代人和未来的新艺术在多高的一层波浪中涌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今天无数个像董喜阳一样的诗人的努力，取决于为他们建筑起一层多高的阶石。也为自己在艺术世界中找到并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走下去！前方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脚印没有道路。每一支笔和每一个夜晚，都不会是徒劳无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