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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长编法及其方法论意义论文(2)

实用文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3 长编法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撰团队多少类似于库恩所谓的“科学共同体”。根据库恩的说明,科学共同体是“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与专业训练;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把自己看做,并且也被别人当做是一群追求共有目标的人,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接班人的方法。在这样的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科学共同体内的人都拥有同样的范式。所谓范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司马光及其团队创立了史籍编撰中的一种范式———长编法。这一范式不仅深深影响了宋代的史学研究,而且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为众多的学者所遵循,其影响应该是深远的。

  3. 1 作为范式的历史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孙建民在《宋代史学与长编法》一文中详细说明了继司马光之后的李寿、徐梦莘和李心传对于长编法的继承与发扬的史实。李寿“明确坚持,自己不是仅仅亦步亦趋地学习司马光去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是要把长编法作为史书体裁,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所以他在写作《长编》时,能够以两种或多种资料考辨一事一书,存于注文,用‘四存四删’的原则处理繁简问题,使《长编》大而得当,长而不冗”。徐梦莘则“是在长编法的指导下,结合所研究的历史阶段的资料特点和实际,而‘稍变其例’的作法,也反映了他治史不囿于前人旧体的精神”。李心传“正是遵循了长编法的实录原则,对收集到的近五百种资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从而‘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使众说汇于一途。这种谨严的‘可信’、‘可削’、‘可疑’的处理方法,更发展了长编法处理材料的原则”。以挑剔著称的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中也对他予以赞扬: “大抵李寿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寿而无不及寿”。总之,我们认为,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长编法自司马光等创立后,经过李寿等的继承发展,使得这一范式更趋成熟,也促进了在纪传体和编年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史籍编撰方式中新的长编体的发展。

  作为范式的长编法,其发展历程经过李寿等人的传承,在晚明至清代又一次显示出了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晚明的大学者之一的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一书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也不过一两千字,但是顾炎武自己说: “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正是鉴于此,所以梁启超认为,“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非经过一番长编功夫,决不能得有定稿”。可见长编法这种方法对于后世真正潜心致力于学术创作的学者是有很大影响的。而有清一代,特别是在乾隆、嘉庆两朝,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使得“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史学、方志学、历算学等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他们特别是在校勘、辨伪等方面可以说是充分吸取了起自司马光的长编法的精髓。例如,他们的四种校勘方法,“第一种校勘法,是那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讹误”,“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实际上,我们比较这些方法与前述长编法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资料取舍的基本原则就其精神上而言,完全是相通的。再比如,清儒所用的辨伪方法主要有六种: “从著录传授上检查”、“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这六种方法与长编法注释、留考; 先罗列出宜否定的、不实虚妄的记载,再列出应肯定的资料、证据等等方式,在治学方法论的本意上难道不也是相通的吗?

  3. 2 作为方法的现实新义。作为一种文献编撰方法,在今天谈论其方法论上的价值同样也更加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认为长编法本质上就是做学问过程中的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只是在司马光的时代,他们的长编资料会装满两大间屋子( “盈两屋”)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因为其结果如此庞大难以应付就要抛弃这种方法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研究这种方法最本质的精髓以运用于我们目前的工作学习环境。从前述长编法的介绍及五道工序的总结中,我们认为其精髓体现为如下几点,即详细、准确和有序。对于原始资料的收集尽可能全面而详细,按照信息检索的术语可以说是强调查全率,即“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对于这些资料的取舍选择尽可能依据特定的规则做到准确合理; 对于各类资料的归类排列尽可能做到有序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有序已经具备了现代文献系统参照系统的雏形。

  因此在越来越多的人以网络计算机为主要治学工具的今天,在很多长辈学者纷纷抱怨年轻一代沉迷于网络资源而抛弃了以印刷本文献的阅读为主的传统治学路径的背景下,挖掘出我们这里探讨的长编法这一典型传统治学方法的精髓所能给予年轻一代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帮助必然是善莫大焉。很明显,上述三点精髓在今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主要从下面这种角度予以展现的:

  就详细全面而言,今天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面临的不是资源太少,而恰恰是各种信息资源太多了,可是同时也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应该学习司马光等人面对堆满了两大房间的长编资料时所具有的那种无畏与坚定的信念,要学习那些运用长编法治学的前人那种“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的精神。更何况现在我们从技术上对于达到全面性的要求已经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例如著名的网络搜索引擎Google 的所谓“永不消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虚拟图书馆计划,随着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等越来越多的传统文献拥有者的加入,未来从技术上实现对于古今中外所有文献资源的检索利用也许并不是天方夜谭一样的幻想。

  就准确合理而言,其功力全体现于鉴别诠选,而这也恰恰是今天我们无论从主观能力上还是从客观技术发展的要求上都极为缺乏的环节,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信息分析与选择,特别是大量的网络信息资源,就极为有必要认真体味一下司马光、李寿、顾炎武等前辈学者在长编法中所运用的鉴别诠选,不仅是他们的客观标准,也包括他们那种治史精神。

  就有序关联而言,如前所述,长编法已经有了现代检索服务中参考系统的雏形,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这个层面上的有序关联对于治学也恰恰是非常关键的。例如有人认为,在网络中,一个理想的个人学习空间需要的要素包括: 其一,拥有一个属于学习者自己的表达空间( 如blog: 个人日志) ,其二,拥有一个专注于内容管理的工具( Learning ManagementSystems: 学习管理系统) ,其三,拥有一个和其他学习者互相讨论相互砥砺的途径( Discussion Forum: 讨论交流论坛) ,其四,拥有一个能够和其他学习者进行个性化联系的方式( RSS: 资源聚合器) 。从这四个方面来考量的话,一个把SFX( 开放链接服务系统) ,RefWorks( 参考资源) 和Blog 整合关联起来环境,将是最理想化的学习环境。在这方面,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已经走在了前面,在他们的UThink 项目中,已经在里面整合关联了SFX 和BLog,使用者可以把他们的检索结果直接就发布到他的Blog上面。可以说,这个例子就是网络环境下借助于技术的进步体现了长编法有序关联精髓对于个人治学有所启发的典型。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有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借鉴意义的优秀遗产,这里讨论的长编法仅仅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实例。我们相信,作为现代社会中祈望于严肃治学道路的学者们,可以也必须从科学合理的角度发微传统之精髓并集成于现代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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