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西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现实价值分析
广西各少数民族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生态伦理观念，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性和非系统性，甚至少部分含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它对于民族地区发展的帮助却是多方面的。其直接帮助是广西保持了“山清水秀生态美”的自然环境，森林覆盖率达 61.4%,居全国第三位，“生态、经济、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间接帮助主要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启发，通过向民众传播生态意识、绿色发展理念，传递行为准则、价值认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 为民族地区农村长效保洁机制提供伦理借鉴
“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需要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素质，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农民绿化村屯，自觉养成科学卫生健康的新风尚、新习惯，自觉改善生活生产环境，共同建设生态家园。要提高群众增绿爱绿护绿意识，真正把“生态乡村”活动当成自己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动，就必须树立公共意识、规范公共行为、践行公共道德、优化公共环境。李萍教授提出现代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9],对笔者启发很大。可接受性原则是要在研究接受主体需要、动机等的基础上，引导、调动接受主体的接受兴趣，使道德教育与主体的道德需要相吻合。有鉴于此，帮助村民制定完善村民公约，引导村民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管理长效机制，成为破解“生态乡村”活动中难题的关键。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虽不像法律法规那样系统和规范，但它却有着普遍的约束力，对该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起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久而久之，已然内化为少数民族约定俗成的生态环保意识和行为规范。这种长久延续的代复一代的规训被认为是常识道德，尊重规则或守规则被看作是一个人的本分，一个人应当做的事，而不去追问这些规则成为规则的原因。所以，当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疏忽或不够努力而没有履行行为规范时，常识道德就会给予最严厉的指责。基于常识道德基本点的交往伦理学是关于人们的基本交往实践事务的基本责任的伦理学。[10]
人们只有在家庭、朋友、村落、社团等共同体的交往中通过履行这些基本责任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只有在与自然打交道中通过履行这些基本责任才不会被指责和惩罚。
（二）为民族地区农村科学发展注入文化动力
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广西少数民族为适应环境而进行的文化调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构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色彩的生态文化。其所信奉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道德理念，滋补和丰富了中华伦理文化的内涵。具有整合凝聚民族心理功能，协调和规范人际行为功能，保存和传递生活习俗功能，调控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功能，为民族地区农村科学发展注入文化动力。广西坚持把“美丽新田园”、“美丽新菜园”、“美丽新果园”、“美丽新蔗园”活动与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的传承和彰显。[11]
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当地群众为养家糊口，大量伐薪烧炭，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生产生活环境日趋恶化。为了改善生态、脱贫致富，恭城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一个沼气池带动一个小果园、小菜园、小猪圈、小鱼塘的“一池带四小”式庭院经济，造就了“养猪-沼气-种植水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恭城模式”,人均水果产量及水果收入居广西第一。桂林市桃花江畔的鲁家村，因数百年生产豆腐的悠久历史有着“豆腐村”的美誉。几年前，随着豆腐制品源源不断涌入市场，桃花江受到污水直排的影响，村里的豆腐因水质影响不复从前“鲜美”,前来品尝豆腐美味的食客骤减，豆腐村面临挑战。随着桂林市“两江四湖”整治工程顺利实施，桃花江又恢复了青山环绕，绿水流淌。鲁家村建起近百栋颇具桂北民居特色的农家小楼，通过将传统的豆腐美食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如今的“豆腐村”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农家乐”景点，201x年 5 月荣获“广西特色旅游名村”称号。[12]
（三）为民族地区生态道德教育提供本土资源
“每个民族都是从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接受道德教育，沟通人际、代际关系的。”[13]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讲文明、讲清洁、讲卫生的良好风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它不会自然产生，而是需要培育，需要教化。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念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就在于延续至今令人回味的谆谆教化。它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14]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蕴含着一种教人慎行、有度、扬善、惩恶的主流价值观和生态文化，延伸出“和谐、感恩、敬畏、积善”的生态道德和人格操守，渗透于普通百姓的观念、行为、交往等各个方面，于是便担负起了对民族群众进行道德教化的职能，并以此构成了民众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和法则，也为民间社会的和谐生活与平民百姓的修身养性提供了实践智慧和人文关怀。康德曾以无比虔诚的语气讲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15]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大家都信守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就会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16]
三、结束语
生态伦理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范式，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广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不够系统，但蕴含其中的少数民族世代传承的环保习俗和生态智慧，已然彰显了民族地区群众从自发到自觉的生态意识，并真实地体现出原生型伦理意识的朴素本质，凸显出广西各少数民族群众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认同和对其生存状态的道德体验，并努力使人与自然共生互利的积极因素内化为环境保护和生态重建的责任感，外化为自觉自愿维护生态平衡的实际行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挖掘、吸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因素，弘扬和传承其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以通俗、有趣、有效和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包装德育内容，抢占农村文化阵地，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生态良好与人的幸福的双重建构为价值，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探索农村特色的生态经济建设道路，在八桂大地上描绘山清水秀生态美的美好画卷。参考文献：
[1]南宁师范学院广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 广西少数民族民俗调查： 第二集[M]. 1982: 392.
[2]融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融安县志[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564.
[3]都安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都安瑶族自治县志[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4]贺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贺州市志： 上[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阳崇波。 仫佬族习俗中的生态意识[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1）： 18-21.
[6]蒲朝军， 过竹。 中国瑶族风土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500.
[7]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M].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166.
[8]杨权， 郑国乔， 龙耀宏。 侗族[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3: 69.
[9]李萍。 现代道德教育论[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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