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核心构架论文(3)

　　4。塑形与示范

　　一个城市的形象不仅体现在其城市建筑、交通、生产生活设施等“硬环境”上，更体现于其城市管理、城市精神、市民素质等“软环境”上。也就是说城市形象是城市经济、城市文化与城市制度的统一体。没有良好的城市制度也就没有良好的城市形象，城市制度是城市形象的本质与集中体现。建构良好城市制度是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根本途径。合理、良好的城市内容通过城市制度来确认，不合理的城市内容依靠城市制度重构，城市形象的建构过程是一个以城市制度为核心、动力、灵魂的持续过程。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建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适合社会发展方向、适合人的多样全面需要的较发达城市，对其它地区具有强烈的示范功能。对于较发达城市来说，作为城市的根本软环境及软件，作为城市形象的根本，城市制度是城市示范性、推广性的核心。对于较不发达城市来说，学习先进城市的根本内容是学习其城市制度。

　　五 公共权力与能力本位：城市制度的转换

　　城市的发展史，不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史，城市经济总量的增加史，城市功能的变迁史，也是城市制度的转换史。城市制度转换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一是交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进步，是城市制度转换的内在动力。城市制度，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的规则，从根本上讲，其发展原动力是一个地区自身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生产方式的转换。与其它地区交往的扩大与深化，则是城市制度转换不可缺少的比较动力。其它城市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对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制度转换都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其它与地区城市发展经验，避免其发展失误，是加快城市发展，降低城市制度转换成本的重要途径。

　　权力是制度的核心，城市制度转换的`根本问题是城市权力的配置。对城市正式制度而言，城市权力就是城市的管治权；对城市非正式制度而言，城市权力就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对其它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优势。权力的根本问题是“谁拥有权力，是怎样获得的？”反思城市权力也就是反思：第一，谁拥有对城市的管治权，获得这种权力的基础与途径是什么；第二，一个城市的市民以什么为基础拥有对其它城市或非城市人员的优势（包括心理、话语、行为等）。

　　关于第一个方面，我们认为，现代城市管治权力的本质是公共权力，获得城市权力的根本途径是能力。近代以前，权力主要是少数人专有的“特权”。近代以来，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世界交往的深化、市场体制的确立，推动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通过权力来确认、保障，在反思、争取、确立公民权利的过程中，人们也不断对权力的本质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现代社会，权力的本质是人民权力、公民权力、公共权力，逐步形成社会主导权力观。也就是说虽然权力的具体所有、实施部门是特定的府行机构或其授权单位，但这种机构的权力范围、实施程序、组成人员等，应该首先得到公民的认可与信任。公民利益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权力部门存在的基础，能力与素质是个人能否进入权力机构，成为公共权力执行人员（公务员）的前提。作为城市正式制度基础的城市管治权力，其本质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城市管治权力的范围、机构组成、办事程序等，必须以公民利益、城市发展需要为基础，以公民的普遍认可为前提。而具体从事城市管治的人员，必须是以公开、合法途径进入权力部门，具有较高能力、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专业人员。

　　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排它性权力正逐渐弱化。在城乡间、不同城市间发展差异仍较大的情况下，城市无疑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较高的文明程度，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并不代表这个城市中所有成员的文明程度。从现实准人标准看，血缘、地缘等非能力因素是成为城市公民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现有的所谓排它权力，并不是以能力为本位的。随着经济文化交往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力已成为现代城市准入的根本条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及城市间发展差异的逐步缩小，将使现有城市居民以传统方式所具有的排它性权力逐渐弱化、缩小。当然，只要还存在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等，城市公民的这种排它优势、相对权力还将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但从社会发展趋势看，这种非能力本位的权力正在丧失其存在基础。

　　以上两个方面都说明，公共性是现代城市权力的本质，能力是现代城市权力的主体基础，城市权力的演变趋势是从“特权”走向“公共权力”，从血缘、地缘，即由关系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城市制度是城市权力确认和实现的保障。城市权力的公共化、能力化也就是城市制度的民主化、法制化、人性化。民主、法制、人性是现代城市制度的精神，自由、平等、合理是现代城市制度的原则，公共化、能力化是城市制度转换的方向。 六 跨越与制度先导：我国城市发展模式

　　从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看，一方面，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程度较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提升城市内涵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发达的城市发展历程说明，城市发展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产业基础，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新兴产业是城市现代化的产业基础，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是渐进的过程。没有充分城市化也就没有城市现代化，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渐进过程，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已不可能有100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充分城市化”，再步入城市现代化。以城市现代化引领城市化，同步推进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走有自身特色的跨越式发展之路，成为推进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加速城市发展的实践选择。

　　同时，自觉转换发展模式，是实现我国城市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一般而言，发展模式有两种，一是“要素自发模式”，即在交往不充分状态下，通过发展要素自发实现整体结构调整，并最终产生新的制度文明；一是“制度先导模式”，即在普遍交往状态下，自觉地学习、创立先进的制度，以新的制度为先导，引导、推进结构与要素的整体跃升。现代全球化的深化，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西方发达城市化的诸多经验与教训，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为我国采取制度先导模式推动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与基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我国城市发展，可以协调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冲突与矛盾，降低城市转型成本，减少社会震荡。因此，制度先导是我国城市跨越式发展的实践路径。

　　制度先导模式是尊重客观规律与注重主体创造的统一。它是一种学习的模式，注重对别的发展主体经验的借鉴；它也是一种反思的模式，注重对其它发展主体教训的总结；它还是一种具有强烈主体性的模式，注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它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的模式，注重对实际情况的把握，注重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尤其注重对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具体发展制度、策略的探索与创新。学习西方发达城市发展经验，吸取其教训，以此为重要参照建构合理的、符合我国发展阶段与文化传统的城市制度，是减少、回避类似发达的城市病，加快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制度为先导推进城市发展并不意味着建立统一、没有差别的城市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不同，城市制度便有差异。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全球化的推进过程，是世界普遍进步趋势与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与全球化的进程相呼应，城市制度也是普遍进步趋势与具体民族性、地区性、多样化的统一。从纵向历史进程看，城市制度处在不断转换之中，工业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制度不同于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制度，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制度不同于市场体制下的城市制度；从横向现实关系看，美国与日本的城市制度不同，北京与上海的具体城市制度也互有差异，不同与地区的城市制度具有不同特点；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城市制度是城市本质与形象的集中体现，城市制度的多样性将继续存在与发展。统一与多样并存，在普遍进步中保持自身特色是城市制度转换的重要特征。我国城市发展落后不仅表现在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水平低，也表现在各地区城市发展类同，没有形成多样的特色城市。对城市制度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科学认识则是建构多样特色城市的重要前提。在推进城市制度的转换中，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在保持全国城市制度原则上统一的基础上，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建构多样的具体城市制度，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城市制度转换是“自然历史过程”与创造过程的统一。一方面，城市制度发展有其自身的“自然性”规律，新城市制度的建构以既有城市制度为基础，不能超越已有城市存在基础，没有城市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的转换，也就没有城市制度的转换。另一方面，城市制度的转换又是人的自觉“创造物”。城市制度作为城市存在与运转的规则，是城市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形成、存在于城市成员行为实践中。城市成员既可以根据需要制订、形成一种城市规则，也可以用文字或实际行为的方式废除、悬置不符合需要的城市规则。

　　七 结语

　　建构合理城市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经营城市，用市场经济手段实现城市发展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统一，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式。而没有完善、规范的城市交往规则，经营城市将失去秩序保障。建构合理城市制度也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城市是市场经济的载体，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制度经济，没有合理的城市制度也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如果说，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以制度创新推进城市发展则是城市发展的根本方向。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城市制度转换的特殊性。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矛盾、市场体制与传统经济运行方式的矛盾、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等，都要求我们在以制度为先导推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尊重传统，遵循规律。应充分认识我国城市制度转换的特殊性、长期性，在实践创新中，实现城市发展渐进与跨越的动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