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集群生成的内在逻辑
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外在条件既促使当地企业家萌生创业的念头，也降低了区域进入障碍。区域内首先会出现生产某一产品的某一初创企业，企业可能会凭借区域条件获得低成本优势而取得不错的发展。在外部环境的胁迫与区位禀赋的诱发的共同作用下，由于地理接近更容易模仿成功企业，加上地缘、亲缘的因素，往往会出现个别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集中在狭小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企业提供基本相同的生产或服务，这一区域类似某种产品生产基地。但此时区内并没有分工和产业化联系，企业处于一种地理空间上集中、产业关联上离散的状态[6]，这种物理集中状态可被视为集群的萌生期。
随着聚集企业数量的增加，集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外部经济性”，但是此时的外部经济不同于马歇尔所阐述的集群形成后所产生的内涵更为广泛的“外部经济”，此时的外部经济并不包括产业联系意义上的外部经济，只是集群萌生期的企业集聚效应。这些集聚效应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外部经济。众多厂商的集聚，催生了维系集群的必要基础设施，企业能够共享交通、通讯、信息以及煤、水、电等基础设施，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也会引起政府的关注，促使当地政府更加完善基础设施，从而又吸引更多的相关活动到该区域。
2。原料外部经济。对集群外或本地的原料供应商来讲，产业集群实施同行业的大规模集体采购使企业形成集体力量，议价能力提高，可以获得成本更低的原料供应。
3。劳动力雇佣外部经济。行业规模扩大吸引大量各类人才来本地求职工作，从业人员的增多形成了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区域性市场，企业在长期雇佣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同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人的数量，减少工资成本和工人劳动保障方面的费用。另外，劳动力在区域内企业间自由流动，企业内部劳动力变换率也高，促进了信息、思想的传播和扩散。
4。知识溢出效应。集聚的初期，同行业企业的集聚使集群内充斥着大量的行业信息，使身处其中的企业可以更好地洞察市场需求、产业发展趋势、新市场开拓状况，也便于获取技术演变和革新的信息等。这大大降低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创业风险，创业成功率大大提高[7]，也吸引更多的企业选择该区位。
5。营销的外部经济。生产同类产品的各企业便于共享销售渠道，节省了大量的客户搜寻成本。当有些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时，其建立的渠道、积累的经验以及关于国外市场的信息，也有利于其他企业跟随进入国际市场。
这些外部经济的获得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障碍，在集聚地区企业更容易得到所需要的资本、技术、投入和员工，有利于新企业的衍生，也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纷纷迁入[8]。在这个过程中，同类企业同居一地，价格、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评价标尺更容易使其互相成为竞争对象。因此，在集群的萌生期，区内企业的竞争也会很激烈，它们会竞相争夺要素资源以及顾客，这时会有部分企业由于竞争失利而退出该区域。剩下的企业起初通常会不可避免地由于偶然调剂产品余缺而产生初步的合作。起初企业间的合作是偶然的、少数的、非惯例的现象，合作的益处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区域内企业的实践会修正企业主体的认知，企业由偶然的合作发现更多的潜在获利机会，企业会在审视内部资源及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主动响应这种获利机会。
集聚使区内企业拥有了低成本优势，市场范围因而逐渐扩大，大量的需求使得区域内企业对中间产品形成了规模需求。区域吸引了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进入，大企业通过纵向裂解、非核心业务或职能外包等行为，不断衍生出中间产品供应商，企业间的合作就更为广泛和深入了。但是，分工必然会带来协调分工的成本，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共享公共设施、减少信息失真和不确定性风险等，企业出于自利会选择集聚一处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此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效率继续提高，交易行为的种类和频率大大增加，各个分工单位之间的依赖性加强，从而产生更强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欲望，由此进一步促使企业向同一区位的聚集[9]。
集群要获得自我持续成长能力，集群企业的数量必须达到某种最低临界规模（CriticalMass）。只有达到某种规模，集群的总产量足以挤占生产同类产品的大型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市场时，集群企业才能获取超额利润，以维持集群内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同时，企业在群内也可以搜寻到足够多的合作伙伴，既满足了柔性生产需要，也能够形成多元代理人结构，有效地抑制机会主义，群内各个企业之间才能出现协同效应、获得较高的效能。过了临界规模以后，新企业进入集群的速度将加快，集群分工更加精细，集群成长为柔性生产体，整体上获得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集群的自增强机制才开始起作用。
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也是产业集群这一新的制度安排逐渐在群内扩散，传染给其他人接受，从而形成产生新制度所必需的临界多数的过程。人们偶然地响应潜在获利机会的行为，使他们发现通过这些规则体系能更好地满足其欲望，规则就会被自发地执行并被模仿。有用的规则如果被足够多的人采用，形成了一定数量（临界点）以上的大众，该规则就会变成一种传统被长期保持下去，最终会通行于整个共同体。企业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习俗、惯例、伦理准则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约定了商业交换的原则，促进了群内信任和互惠规范的形成，且自我实施，运行成本低，往往弥补了政府制度供给的不足，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弱嵌入社会关系的过程。
在对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弱嵌入性概念，弱嵌入性一方面承认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则认可经济过程的自主性。基于地缘、亲缘的关系使群内交易主体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很多企业主彼此之间就是朋友甚至亲戚关系，区域内企业主体已经超越了“经济人”的范畴，更多地扮演着“经济—社会人”的角色，他们的经济行为不仅仅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动机，也满足了赞同、地位、归属感、权力等非经济需要，而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因此，非正式制度的传播和复制成为企业集聚行为的“黏合剂”，巩固了企业的集聚行为，为企业间可能产生的合作扫除了制度障碍，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集群的分工演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促使区域逐渐形成沿着价值链的分工体系。此时，集群内企业沿着价值链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交易方式，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的初步形成，标志着集群的生成①。三、结论和启示
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外在条件，应遵循集群生成的客观规律对其进行引导和培育，而不能不顾实际产业、区域条件而言必称产业集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识别适宜发展产业集群的区位与产业，积极有效地提供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的外部资源与制度环境，科学引导集群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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