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互文概念的整合
从上可知，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互文只关注篇章层面的互文，互文手法形式单一，而没有注意词语结构的种种变化，比如“错综互文”西方就没有发现。另外西方互文理论和互文手法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因为根据西方互文理论，每个文本都是互文的产物，互文是文本的常态，而互文手法这种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否定了互文的常态性，因为只有非常态的，才可以作为与众不同的手法提出。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观也有缺陷，它只关注了词语层面，没有关注具有同样丰富互文现象的篇章，没有发现篇章与篇章之间“粘贴”和“引用”的互文内涵。那么这两种互文理念之间有没有打通的可能?
西方互文性(inteHextuality)理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涵盖了文学艺术中不少重大问题：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述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文学的文体间关系问题，批评家地位问题以及传统与创新关系问题等等，涉及到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并且渗透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并没有完整、系统、独立的互文理论，“互文”只是作为训诂学的某个术语，修辞学的一个辞格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没有“互文”思想。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尊重现象、不耻支离的学术传统上来反思“互文”，就会发现散见于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互文”注释同样蕴涵了文本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话互释关系，作者对文本的著作和编码问题，读者对文本的阅读阐释、解码认知问题，经学家分别和文本、作者、读者对话所起的主体作用，以及在读者和作者对话过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中西方“互文”术语根源和符号本身本来不同，只是由于都蕴涵了文本互释的思想，西方术语“intertext”被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凿通语言壁垒时，同中国本土术语“互文”变相整合成同一个术语——“互文”。西方“互文”术语来自于1960年文学批评家们旨在把文本从它过去从属的领域中分离出来，独立进行直观审视的理论背景，所以其关注的层面更加宏观，往往注意文本本身存在的创新性和合理性，作者的创作源泉和手法，读者的阅读方式和心理。中国“互文”来自于训诂学家对传统经学注释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文学或文本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是为了把文本同其他领域分离开来，而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懂古人经典，领会古人的深意，做到举一而反三，闻一而见二。作为训诂学的一个术语，“互文”最终目的还是为训诂服务，而训诂本身就是“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也就是解释古代语言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何中国“互文”专注于语言层面的字、词、短语、句子之间的互释，而很少关注文本篇章之间的互释，对作者和读者这个层面思考也不够深入。
虽然中西方互文根源，方法，目的，对象范围都有所不同，但这都是在翻译家变相整合两个不同语言符号为一个中文符号之后谈的，其实如果抛弃“互文”这个符号的能指层面，单就“互文”所指蕴涵的概念，中国书本中早就孕育了现代西方“互文”概念所涉及的一些对象，比如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注释体例中“文没于前而见于后例”“蒙上文而省例”“探下文而省例”“举此而见彼例”，近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辞格“比喻”“引用”“双关”“讽喻”“别解”“避讳”“仿拟”“析字”“藏词”“飞白”“镶嵌”“省略”“错综”等，这些术语都在某些层面反映了西方“互文”理论所谈论和探讨的现象。当然西方“互文”理论所涉及的很多方面亦是中国书本中的盲视区域，比如对文本篇章界限的探讨、文本创新性的探讨等等。同时，当站在西方“互文”理论家的角度来看，如果克氏和巴特了解到中国早就有“互文”的思想，发现中国训诂学中竟然还存在着他们一直没有注意的盲区，一定不会没有话说。
比较中西概念通常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把中西方概念平行比较，比较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第二种找出中西方概念之间的`传承关系，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受了影响。第三种就是在更高的层面把中西方概念整合起来。
研究“互文”两个源头，我们看到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首先是作为训诂学和修辞学的概念。西方互文概念中首先则是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被提出。
但是任何文本分析的理论方法都不能不落实到话语的层面，而任何词句分析的有效技术都不可能不包含对于某种理论方法的意义。由此而言，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的“互文”并不仅仅是训诂术语和辞格，它也是一种话语表达理解的理论方法问题，它和西方互文各看到了一部分，前者看到词、短语、句层面的互文，后者看到了篇章文本层面的互文，两者之间遥相呼应，彼此“互文”，彼此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
一个完整的“互文”理论，应该包括各个层次。互文机制应该影响语言活动，确立语言运用中的每一条规范，“互文”可以存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字、词、短语、句子、篇章，也可以存在各个作者、各种文体、各个流派、各个时代、各门学科、各个文化体系和各种文明之间。
作为语言文本层面的“互文”，“互文”就是：在和一定言语行为相关的背景中，两个或者多个相对独立的言语行为单位，互相呼应，彼此渗透，相互牵连而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互文”理论可以渗入到语言运用的各个层面：字与字之间的互文，词与词之间的互文，短语与短语之间的互文，句子和句子之间的互文，篇章和篇章之间的互文。另外语言运用过程中，除了相同语言结构单位层次之间可能形成互文，不同语言结构单位层次之间也可以形成互文，比如：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汉书·五行志(一)》。范晔按：“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这个例子就蕴涵了两种互文，“千里草”和“董”之间构成了短语和字之间的互文，“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整体和“董卓”之间构成了篇章和词之间的互文。此外，语言运用不仅仅相同层次之间，不同层次之间可以形成互文，同一个层次内部也可以形成互文，比如：汉字“明”，“日”“月”两个偏旁和“明”之间可以形成互文，“日”“月”的意义渗入“明”字，表示有光亮。任何一个词语内部也可以形成互文，因为除非是连绵词，每个词中“字”的意义也可以进入“词”中和词的意义形成互文。另外，篇章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也可以形成互文，《红楼梦》中的铁槛寺和馒头庵之间也构成互文，相应成趣。前者表示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连门槛都被访客踏破，要用铁皮包起来；后者表示死后不论贫贱都是坟墓一个。此外言语行为本身还可以和言语行为之外的背景形成互文，有时只有参照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言语行为，很多讽喻诗不联系现实是很难看懂的。读屈原诗歌也必须结合屈原个人身世，才能理解《离骚》香草美人的含义。
光进行语言结构单位的层次分析，还是不容易理清“互文”理论，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语言结构单位背景的层次性。语言结构单位之间进行互文时，其背景的层次也可能不同，背景不同可能造成不同的互文效果，比如：短语和短语之间互文，可以在句子的背景下形成，也可以在篇章的背景下形成。在句子背景下形成有中国训诂传统中的例子：“主人下马客上船”，在篇章背景下形成有《红楼梦》中的例子：贾雨村和甄士隐，前者“互文”造成了语义上的互相补充，后者“互文”则是语用上形成了讽喻。
总之，从认知心理上说，互文其实是一种记忆的关联，从格式塔心理上说，互文是言语行为自我完形的机制，从语言运用上说，互文是经济原则的体现。作为一门理论，“互文”不仅要自身能够被解释，也应该能够在最大范围的基础上解释他者，在被他者解释和解释他者的过程中，他者和互文理论之间又构成了新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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