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替代国制度
关贸总协定附件九第1款第2条规定：“应当承认，对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的货物，在为第1条之目的决定可比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国可能发现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性：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作严格的比较不一定经常合适。”
欧美等发达国家依据以上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品的进口规定了替代国制度。中国一直是替代国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之一。虽然欧盟于1998修改了其反倾销法，把中国和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出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自动获得了市场经济资格。在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上，欧盟采取了新的方式，一是以个案审查方式确定某个生产商是否具有市场经济资格；二是对中国企业实行更为具体的差别对待（分别税率）的标准。
欧盟对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资格规定了5个条件：
一是有足够证据表明企业有权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决定价格，成本、投入等不受国家明显干预，主要原料的`成本价格能反映其市场价值；
二是企业有一套完全符合国际财会标准并能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的基本财务记录；
三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金融状况，尤其在资产折旧、报废、易货贸易、以资抵债等问题上，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歪曲；
四是确保受破产法和资产法的约束，以保证法律上的确定性及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五是汇率随市场汇率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就中国企业申请享受差别对待（分别税率）欧盟还制定了极其严格的8条标准：（1）股票的大多数应由真正私营公司掌握，或者重要的岗位上没有政府官员，有关公司受外国投资者控制将被视为其独立性的一个相关指标；
（2）公司设施建筑所占用地应从国家租赁或购买，且条件应同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似（如正当的租赁合同）；
（3）公司有权雇佣或解雇雇员并确定其工资；
（4）总体上公司应对其原材料供应及投入有完全的控制；
（5）应在正当合同的基础上保证设备的供应；
（6）有证据表明外汇可以汇出，且可以回收投入的资本（只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如合资企业）；
（7）出口价格应自由确定，出口销售由设在涉案国家以外的相关方负责，这一事实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8）应保证进行商业活动的自由，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内市场销售方面不应存在限制；
二是不能在正当的合同条款之外收回经营权；
三是公司应根据其出口市场的传统需求，自由确定其出口产品的数量。
美国反倾销法在确定市场经济地位时，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工资由劳资双方协商确定的程度；建立合资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允许程度；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控制的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产品价格和产量的控制程度；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仍然沿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如此苛刻的条件，即使是欧美的某些企业也未必符合全部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当涉诉企业不能达到其所谓的标准时，等待它的将是随意性很强的替代国制度。即选择一个与受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第三国的价格作为替代价格。而采用替代价格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是不存在的，因此也难找出某个国家的合适的替代国，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密度极高，具有无可比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之在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的价格优势，任何国家充当中国的替代国都必将大大高估其成本，因此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如在确定中国输欧彩电是否存在倾销时，欧盟将新加坡定为替代国，而新加坡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倍，选择这样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必然会得出中国彩电倾销的结论。
其次，替代国的选择随意性过强，缺乏可预见性。替代国的选择只有在进口国厂商提起反倾销申诉，当局认为出口国生产商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时才会出现，因此出口商或出口国生产商在被控倾销之前，甚至在立案过程中都无法预知究竟把价格定于何种水平才能免遭起诉，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立法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法律条文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即行为人能准确地知道其行为的后果。替代国制度以无法预见、无所适从的法律让人遵守，并受其约束，是极不合理的。
第三，替代国价格确定的不透明性。以保密为借口，进口国主管当局从替代国获得的资料将不会透露给出口国的生产厂家，因此，生产商或出口商无法核实依靠这些资料得出的正常价值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不知道倾销幅度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而且，进口国采用替代国价格时往往不做必要的调整，在本来就不公平的基础上人为地加大正常价值，使得被控倾销的生产商出口商被动地去接受进口国主管当局确定的替代国价格，去接受反倾销制裁，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第四，对于我国生产商尤其不公平的是，当被诉倾销的国内生产商申请到个案裁决，且部分生产商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时，对于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仍然要用替代国来确定这些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亦即即使有中国企业得到了市场经济地位，该企业也不能用作其他中国企业的参照，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7.忽视消费者利益
反倾销似乎一直是进口国生产商、进口国主管当局与出口国生产商之间的游戏，与消费者毫无干系，在反倾销法中，也很少提及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一般无权过问反倾销调查，也无权取得有关资料。但是消费者的福利却直接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长期的。
如1990年根据大西洋鲑鱼贸易联盟的书面指控，美国对自挪威进口的新鲜鲑鱼征收了23.8%的反倾销税。征税后国内生产每年约增加70-100万美元，生产者利润随之增加70-80万美元，国家关税收入每年增加870-1090万美元。但由于市场上鲑鱼价格的提高，消费每年的净损失达1810-1850万美元。这样，实际美国社会净福利每年将下降690-720万美元。（转引自《反倾销对相关国家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影响》，易佳琳）
可见，反倾销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国内特定商品生产者的目的，但它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引起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这对于进口国国内的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
欧洲消费者组织曾经提出要求取得反倾销调查中的材料，但欧洲法院却认为反倾销程序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及其组织，因此，不予准许。即使在GATT1994年的反倾销法中，也只是规定“当局应向受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提供机会，如果该产品通常是由零售渠道出售的，还要向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关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有关调查的任何资料。”但是，消费者却无权获取资料，无权要求中期评审和日落复审（sunsetreview）8.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小组裁决权的被剥夺
如果进出口双方都是WTO成员，且出口国对进口国向其输出的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裁决不满意且磋商失败时，前者即可提请WTO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裁决。但WTO反倾销协议规定：在评估该事项的事实时，专家小组应确定主管机关对事实的确定是否适当，对事实的评估是否是无偏见和客观的。如果事实的确定是适当的，且评估是无偏见和客观的，即使专家小组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该评估也不得被推翻（参见WTO反倾销协议第17.6（ii））。也就是说，WTO专家小组不得自行搜集证据，另行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者说专家小组最多只能对进口国当局的最终裁决结果作出是非判断，而不得随便得出别的结论。这既是WTO争端解决机构角色的尴尬，又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国强权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典型反映，显然不利于出口国。而之所以要这样规定，个中原因恰恰是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反倾销法较为完善的国家，也是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对于经济实力和反倾销立法都较为滞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以上从八个方面对反倾销的不公平性作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行的WTO以及各国的反倾销法律都有待完善，如何改革现行的国际反倾销法，是各国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WTO本轮多边谈判的矛盾集中点之一，希望上述分析能为反倾销法的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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