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爬登道山的途中惊喜地发现道教与基督教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他感到老子柔弱的教义好像是耶稣澄山宝训的理性化。老子柔弱的教义的基本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从此出发，老子相信不斗、不争、不抵抗，警告人不要用强力，认为用强是弱的征兆。同样，《圣经·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向众门徒讲道的故事。即所谓“登山宝训”。其中“论福”有一条：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可见，老子与耶稣都相信阴柔之物能制胜，“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并且，林语堂总结出老子对爱及谦卑的力量的训言，在精神上和耶稣来自他独创的、卓识的、闪光的训言相符合，有时字句的相似也是很惊人的。
林语堂之所以能发现道教与基督教的许多契合之处，在于他从根本上把握住了道教与基督教在“道”上的同一之处。道教之“道”，深奥莫测，是先于物质的存在，是产生物质的根源，是宇宙万物的创始者，这是组成道教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基督教教义的“上帝之创造”认为宇宙被造出之前没有任何物质存在，连时间、空间也没有，只有上帝和他的“道”，他的“灵”。上帝通过“话语”，亦即通过“道”来创造天地万物。这是关切人的灵性问题的林语堂最料想不到的收获。道教思想的人文主义精髓使林语堂否定了基督教经院神学思想，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去寻找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上帝”。 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住过，且又爬登了道山的高峰，林语堂信仰之旅的下一站到了佛教。在林语堂的佛学思想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禅宗。从思辨上来讲，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灵，我们就了解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自由，在自由中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创造人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来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意识，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人格。林语堂极为精微地剖析了“禅”的深邃性，对其直觉顿悟、直指人心的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禅”的精义中也看到了人文主义的灵光闪现：那就是解除一切空间、时间、情欲及精神的束缚，追求心灵的完全自由，从而得以悠然处于人世，达到人与自然人生的和谐。禅宗与儒教、道教共有的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使林语堂更加执着地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而标举禅宗。他认为“禅”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禅”就寄托在简单的日常生活里，且视简单的日常生活为幸福的恩赐，而享受它的每一瞬。在佛教的世界里，林语堂也发现了能勾连起他的基督教情怀的东西。他首先发现佛教与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出发点一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佛教中有一特殊的观念是“业”，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担”，这是由于人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造成的，因此人注定要永久堕人轮回。“原罪”说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了罪，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传给后代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并使人类有了受苦及必然死亡的不幸命运。接下来，林语堂对佛教及基督教罪的观念与拯救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佛教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佛对人类生命的评语可以合并为四个字：怜悯一切！对佛教教人否定人生，忘却人生，进而出世、遁世，以消极态度回避人生的悲观主义情结，林语堂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对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林语堂也坚决予以摒弃。林语堂对佛教基督教“罪”的观念及拯救方式的否定，是因为这些观念与林语堂的执着于现世的人文主义情怀背道而驰，必然要道到林语堂的抨击。
在这次灵性之旅中，林语堂发现了儒、道、释三教深蕴的普遍人文价值，也能够指出在那里他们已达到他们的最高峰及他们对给人以完满答复不足的地方。所以林语堂说：“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要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归回基督教的理由。我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播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正是因为有了儒、道、释三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深邃内涵做底基，当林语堂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的时候，也是他对宗教、上帝、人的灵性等问题已经探求了其所以然的时候，所以这时的林语堂，有了相当成熟的宗教、上帝观念。
他在青年时期割断与基督教的联系是因为某些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和经院神学的凡庸阻碍了林语堂对“上帝”本真面目的认识，当他汲取了儒、道、释二教的人文主义精华后，再次寻找的是深具人文精神的“。上帝”，或者说，林语堂认同了基督教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而在晚年的时候宣称阪依基督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林语堂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是建立在“人性”而非“神性”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林语堂在耶稣无可比拟的教训中发现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人生理想，就是上帝全部生活的本身，它能唤起人们对。上帝的敬畏心、亲切感及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关注，这就是基督大光的威严，只有它才能普照人间，只有大光烛照的地方才是一个道德的而且伦理的，无可比拟的美的世界。这基督耶稣的大光，也就是林语堂苦苦寻求的比人本身更伟大的力量。至此，林语堂重新体会到了耶稣那简明、纯朴、可警畏而发人探省的教训，对于林语堂来说，上帝已不再是虚幻的，它已从耶稣基督身上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从林语堂一生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中，我们始终都能感受到林语堂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苦苦追寻。他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是人文主义思想，无论是儒教、道教，还是禅宗，都是建立在日常人伦基础上，避开西方那种实证分析理路，直接关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方面问题。而对于基督教，林语堂反对用科学理性方法阐释基督教义的可能性，并且把基督的威严放置在逻辑理性所不能达到的境界。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同样深具人文主义特征的基督教及孺、道、释三教之中，林语堂最后选择了基督教作为其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那是因为他发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涵融性的，后者是排斥性的。中国的人文主义不与自然为对，而求能与自然合一。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要求尽己、尽人、尽物之性，使天、地、人、物各安其位，因此能容纳天地万物，使之雍容洽化，各遂其性，它不主张对自然的宰制。中国的人文精神植根于对天与。上帝、天帝的信仰，对天命、天道、天性虔敬至诚，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西方科学危机、心灵失落的背景下对科学、理性、价值和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反省和沉思。在本体论上，它反对科学方法染指哲学，反对放逐本体论的计划，主张以本体论为哲学的中心，倡导终极关怀和本体追求的精神，为上帝死后的西方人重建安身立命的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它反对理性主义和泛逻辑主义，祟尚非理性主义；在方法论上，它反对科学方法的普效性，主张使用隐喻、内心直觉、神秘体验等多元化方法；在人学问题上，它反对把人当作科学的对象和理性的奴仆，重新揭示人的存在本质、意志自由和价值内涵。正是基于此，林语堂虽然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一直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但他坚持认为，科学再发达，也不能满足人类内心深处所隐伏着的对于上帝的渴望与对于天国的追寻，而正是科学主义无情地摧毁了人面对上帝所不可少的那份绝对敬畏心、神秘感以及上帝本身非逻辑的不可阐释性。有感于现代人在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的蛊惑下一天天远离上帝，林语堂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因此，他心怀无限的道德忧患感义无反顾地回归到了上帝的怀抱。【试析林语堂的人文情怀论文】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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