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永免税粮徭役”的 “亲邻二十家”
虽然免除田赋是极大的优待，但凤阳土民仍需承担丁赋和名目众多徭役杂差，远没有达到全免赋役的程度，不能与《明太祖实录》或《凤书》收录的圣谕相契合。然而明太祖所言的“永免税粮徭役”并非空言，洪武二十七年凤阳县重新编排赋役时，户部特别指示，因“优免有例”，不能让“钦免土民”承担赋役，可见在土民中确实存在不承担赋役的特殊群体，要厘清明代凤阳赋役优待政策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明确这一特殊群体的范围。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一年，皇陵祠祭署上奏：“皇陵旧有二十户邻近仁祖淳皇帝御居，蒙太祖高皇帝赐与田宅，蠲免粮差，令其朝夕洒扫殿宇，朔望陈设祭祀。正统初，凤阳府知府熊观奏其子孙散居甚众，乞于有司附籍，庶凭稽考，蒙令照旧于祠祭署附籍，仍免粮差。”奏疏中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享有蠲免粮差的仅是朱元璋的旧邻，即“皇陵旧有二十户”及其子孙;二是虽然“皇陵旧有二十户”子孙众多，规模早已超过最初的20户，但仍与其先祖一样，附籍于祠祭署。显然，这是一个享有赐予田宅、蠲免粮差的特殊群体。
通过更多的材料，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皇陵旧有二十户”的面貌。洪武十一年，由明太祖与礼部官员共同商定，制定了凤阳土民供应皇陵祭祀的方案：“正旦、冬至太牢祀，每九社供办;清明、中元、孟冬朔，每五社供办;朔望各一社供办;闰月亲邻二十家两社供办。”其中“亲邻二十家”毫无疑问就是《明英宗实录》中所称的临近仁祖淳皇帝御居的“皇陵旧有二十户”。透过此方案可知，虽然人口已经超过最初20家的规模，但他们仍被统称为“亲邻二十家”，这些人被单独编为两社，所承担的供应皇陵祭祀的任务仅在闰月，负担较之普通土民轻得多。
“亲邻二十家”地位高于普通土民表现于各个方面。皇陵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城，土民负责各处的值守洒扫，其中最核心的皇城只能由“亲邻二十家”轮流值守，砖城中与祭祀密切相关的神厨亦由“二十家厨役人户看守”，普通土民只能在皇城与神厨以外的砖城、土城轮流值守。
“亲邻二十家”之所以有别于普通土民，原因在于他们不仅是明太祖的同乡，还是旧邻。元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亲至濠州谒父母陵墓，见故老汪文、刘英，令其“招致邻党二十家以守陵”，是为“亲邻二十家”之始。这一群体直到晚明仍“村上数家茅屋，柴扉上犹施朱”，显示着其特殊的地位。《凤阳新书》卷首《中都形胜总图》有地名为二十家营，今安徽省凤阳县明皇陵以北仍有二十营乡、二十营村，也印证着这一群体的存在。
作为明太祖的旧邻，“亲邻二十家”虽也属于土民，但在户籍上却与普通土民有着本质的区别。普通土民附籍于县或卫，“亲邻二十家”则附籍于祠祭署。凤阳府曾试图将“亲邻二十家”与其他土民一样，纳入府县的户籍，却招致他们不满，并申诉至朝廷：“初供事皇陵二十户，洪武中赐以田土房屋免其徭税，令隶皇陵卫。后经兵流移，悉取回祠祭署附籍。既而凤阳府奏请附其土民籍，仍免徭税，有犯盗贼者黜之别籍当差。至是陵户王和等言：自祖父以来供事皇陵祭祀，今欲附籍府县，概编里甲，是弃臣也，亦恐皇陵之大，供事不周。上命仍旧籍，惟有罪乃与平民概论。”
凤阳府纳入户籍的失败证明了 “亲邻二十家”与普通土民存在巨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由此段材料可知，凤阳府承认此20户及其后人享有“免徭税”的优待，并愿意在其附籍凤阳后仍给予免除徭役、赋税的特权，而蠲免粮差、免除徭税所对应的正是“永免税粮徭役”，可见明太祖所言“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并非空话，只是其完全意义上的适用对象仅是六十四社土民中独特的两社——“亲邻二十家”，惟有这些人完全享有永免税粮徭役的优待。
直到万历末年，知县袁文新在定义凤阳土民时，仍将其分为“太平八里、祠祭署户二十家”，“太平八里”是普通编户的土民;“祠祭署户二十家”应是附籍于祠祭署的“亲邻二十户”。作为土民中的特殊群体，直至明末他们依然与普通土民相区分。
由此，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天启五年守备太监刘镇的奏疏，其所言“止供办皇陵祭品，及守直洒扫，并无别项杂差”的“署户旧制”实际是“亲邻二十家”的待遇。刘镇试图混淆普通土民与“亲邻二十家”的区别，结果被李侍问、毕自严等人识破。事实上，明朝人对凤阳享有的赋税优待政策并非如后人理解的那样模糊，(正德)《明会典》载：“十六年令凤阳、临淮二县民免杂泛差役。”《国朝列卿纪》云：“命复凤阳、临淮二县民杂差。”《续文献通考》亦曰：“令凤阳、临淮二县民免杂泛差役。”在这些编纂者看来，优待仅限于免除当时的“杂泛差役”而已，与全免税粮徭役差距甚远。入清以后，凤阳的赋役优待政策被取消，其曾经的实施情况也逐渐模糊。《明史》等后世史籍又多直接参照引用《明太祖实录》中的笼统记载，加之明代凤阳地方志没有明确地辩明“亲邻二十户”与普通土民的区别，遂使后人易受误导，以为明代凤阳县全部百姓或全部土民的所有赋役都得到了免除。
总之，完全享有“永免税粮徭役”优待的既非凤阳县的所有百姓，也不是全部的土民，而是土民中隶籍于祠祭署的“亲邻二十家”，后人所谓的“永免”之说严格意义上只适用于这个较小的群体。
四、赋役优待与地方社会
普通土民虽然不能完全免除赋役，但享有一定的优待，也是朝廷赋役优待政策的受益者，“亲邻二十家”仅占土民64社中的2社，就人数而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土民才是优待政策最主要的收益群体，因此探查明代凤阳的赋役优待的效用与影响，必须关注普通土民群体。
土民无田赋，仅以土地产出供应皇陵祭品并轮流值守洒扫。凤阳土民初设时有3000余户，与皇陵祭祀规格完全相同的祖陵，仅有陵户293户。祖陵以293户即可供应祭祀，十倍于其的凤阳土民供应祭祀压力应较小。加之凤阳“田之膏腴，国初以给祭田、赐田……其余二十六里编民所受皆硗薄田地”，土民以供应皇陵祭祀为田赋，实际负担较之编民要轻得多，且不存在辽饷、剿饷、练饷等加赋。这种情况终明一世始终未变，在临淮县，土民与编民不同数额的田赋甚至延续到清代，直到顺治年间因知县周邦桢的介入才归为统一。
编民的丁赋普遍是土民的2倍以上。土民上上等的丁赋仅大致相当于编民中下等。即便在下等层次中，二者的数额差距有所缩小，土民的负担仍只是同等编民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
就徭役杂差而言，万历末年土民年缴纳2876.3668两;编民年缴纳2872.9516642两。仅对比总数，土民与编民基本一致，若以土民编户八里、编民编户二十六里作为人口数量加以衡量，似乎土民负担重于编民，实则不然。土民八里、编民二十六里的划分是明初制定的，这种划分虽被长期沿用，但各里的人口数量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万历二十九年，凤阳“编民二十六里，五千六百七十八丁;土民八里，八千三十八丁半”。正如何炳棣所指出的，丁数自然不能作为人口的统计数据，但若以 “丁”为计量单位做平均统计，土民平均每丁承担杂赋约为0.36两，而编民平均每丁承担的杂赋约为0.51两。以赋税单位“丁”衡量，编民的杂赋远多于土民。虽然无法比拟“亲邻二十家”，但正如抚、按官员所意识到的，“土民丁繁而粮较轻，编民丁耗而粮较重”，普通土民较之编民所享受有赋役优待是毋容置疑的。
洪武十一年区分土、编民时，土民共有3342户，而编民中仅洪武七年来自江南的移民就有14万，享有赋役优待政策的土民只占人口总量的极少数。但在明代200余年的时间里，凤阳县的人口数量与构成发生了剧烈地变化。成化年间，凤阳县已减少至户6398、37076，嘉靖年间又降至5488户，万历六年再降至2178户。人口的流失以编民最为严重，明代凤阳里甲数量始终未变，万历末年知县袁文新统计户口时发现编民虽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总人数仅有4700口。对比洪武年间的人口，晚明的凤阳已是“户耗者十之七，口耗者十之九”。
土民没有具体的户口统计，但可通过与编民对比的方式推测其在地方社会中的构成比例。万历二十九年凤阳县土民的丁数是同期编民丁数的1.4倍。丁数不能直接用于计算人口数量，但作为赋税单位，1.4:1的比例至少可以证明土民的实力已超过编民。以“丁”为计量单位，则万历四十年土民徭役杂差的负担约为编民的70%，而二者所纳总额却基本相当，约为1:1.001。在负担较轻的情况下，缴纳总数却基本相同，可见此时土民的总体实力与人数很可能超过了编民，明初编民占绝对多数的人口构成已被彻底改变。并非只有编民才存在人口损失的情况，土民逃散亦有发生，但显然没有编民那么严重。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下，发生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显然是人为因素，作为土民与编民最显著的差别，赋役优待政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享有优待的土民日渐成为主要的社会群体，社会风貌却并未发生有效的改善，在仕官者看来，凤阳仍是“呻吟之民，生理未复视他县”。万历末年万嗣达上任知县伊始，所见“室庐几见逃亡去，膏血都从雇役枯”。崇祯年间钱士升更是眼见“中都人鲜，土著野为瓯脱……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如果说编民人口因难以生存而损失，那么正如时人所见，留下的土民也处于极低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即便是享有全免赋役的“亲邻二十家”也并非如明太祖所愿得以生活优越。洪武十六年明太祖召“亲邻二十家”觐见，却因衣衫褴褛无法上殿，明太祖不得不下令：“着尚衣监每人与他衣一袭，靴绢各一件，穿了来见。”可能是觉得旧邻衣衫褴褛有失颜面，此事之后明太祖干脆下令：“老的们路途遥远，江河雨雪不便，今后不必来了。”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后，入朝路途遥远，花费颇多，父老多不乐为之，即便有府县督遣，也多中途逃归，不得不“锁项批解上京”。晚明沈士谦途径凤阳，所见“亲邻二十家”的房屋亦是茅屋、柴扉。最受优待的 “亲邻二十家”尚且如此，普通土民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在明太祖的亲自布置下，洪武年间朝廷大量移民凤阳，一时呈现出“物大而盛”“南北民大和，会百族错居，动十万数”的景象。数量众多的移民使土著居民反而成为人口中的绝对少数，繁盛的景象也改变了曾经贫弊苦的社会风貌。有趣的是，历经200余年，凤阳县不仅回归了明初移民之前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风貌，甚至明初土著居民的后代也再度成为地方社会的主要群体。而作为一项在明初仅适用于凤阳县极少数人口、对社会实际影响较小的福利政策，虽然未能如明太祖所愿，显著地提升父老乡亲的生活水平，使之 “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却起到了维持土民人口基本稳定的作用，经过200年的积累，最终改变了凤阳县地方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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