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上课不看任何讲稿，但为了让我们听懂，却把新课的内容都工整地写在册页上，让我们带回预习。我每次都把内容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上课再听一遍，然后再带回新的预习内容。尽管如此，因为我文献学的知识不多，每次课我都集中精神，但仍跟不上陈先生的思路，感觉陈先生讲述的与自己已有的知识存在距离，想要将课程内容真正“内化”成自己的知识有一定难度。好在陈先生极为和善，上课既不提问、也不讨论，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那时我已开始写作关于南方青铜器的博士论文，有时也就遇到的问题相请教，如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细部变化等，大约我的问题不得要领，陈先生只笼统回答研究兽面纹要综合考察。
多年以后，我曾向张长寿先生说起当年听陈先生课时的隔膜感，张先生只哈哈一笑，说那是因为你不明白陈先生所讲的问题从何而来。但先秦文献学这门课结束时，陈先生却给了我95分的高分。陈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宽容，以鼓励和引导为主。对我毕业时提交的学位论文和最后的答辩，陈先生未提任何尖锐问题，而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先生不仅肯定了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等具有开拓性，研究使得南方青铜器“在年代序列和文化属相上皆能纲举目张”，还特别指出论文虽然将南方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作了大量比较，“但尽力规避传统以中原为中心的观点，而力求奔向‘不能一切以中原青铜器为标准’的研究目标”。对于后一点，当时我只是在张长寿先生的开导下而提出，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一点粗浅认识，尚谈不上深入思考。陈先生特地指出这一点，或许其中自有陈先生的认识。只可惜那时尚未体会出陈先生此语的深意，不然定会当面请教。毕业近20年来，如何理解和认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已逐渐成为我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今天反观过去，也就更能体会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起飞”的含意。在求知的过程中，很多事情就那么发生、开始了，但对其意义往往要相隔一定时间，通过反思才能真正领悟。求知如此，人生亦然。
三
课程结束后，我和陈先生更加熟识了。加之陈先生也是我的指导老师和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故常到陈先生家。临近毕业，论文的写作、毕业后的去向等，骤然间多出很多事。到陈先生那里，我总是把种种想法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出了陈先生的家门，心便也平复了。
工作后，我住在王府井大街27号考古研究所的院内，离干面胡同很近。那时差不多每到周末就去看望陈先生。去前也不用先联系，陈先生独居，从没遇上他有事。带上些老北京的甜点或一盆小草花，陈先生都十分高兴。偶尔也从考古所的图书室捎回他想借阅的书。
一般总是我先说工作上的事，或是送上新发表的习作，然后就听陈先生谈天说地。陈先生的话题十分广泛，从古到今。比如清宫里的典章制度及种种细节，他曾经接触过的学人掌故，马王堆的考古发掘，等等。有一次，陈先生忽然问我对“后现代”的看法。我没想到陈先生饱读古书，对这样的时髦术语也感兴趣，便尽自己所知谈了几点看法。陈先生的议论颇耐人寻味，说我们才在“现代化”阶段，不能不弄明白就搬弄名词，跟着潮流跑。谈天中有时也免不了聊周围的事，事无论大小，陈先生都很清楚。我常吃惊于他不出门如何便知“天下事”。对寻常事，陈先生总是随意用浅显的话说出一番“道理”，细细品味，方能悟出其中的见解。陈先生看事敏锐、深刻，对事却豁达、开放。事事清楚，却与世无争。通常话题会转移到各种典故上，于是便主要听陈先生讲古书中所记的某人或某件趣事，或引出某句诗文，再加以品评。比如大约是由晚清俞樾的《春在堂全集》，陈先生便讲起了“春在堂”的来历和“淡烟疏雨落花天”、“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的诗句。讲到高兴处，陈先生爱从木椅上直起身，双手握住扶手来回滑动，开怀大笑。这大约是我见过的一个人最为舒心、畅快的模样了。
陈先生也常说起他当时正在看的书，那大多是我不知晓的野史或者古人笔记之类。那些书就放在茶几上，好像刚刚从手中放下，又随时会被拾起。陈先生博览群书，但屋中存放的书却不多，收拾得干净整齐。我总想，这样从容地读书，需要一种怎样的心境呢？我曾说一个人得用多少时间方能将先秦文献或二十四史通读一遍，陈先生却说这些文献看似多，其实也就那些，看完就没有了。我疑心凡世上可见的古书，大约没有陈先生未读过的。陈先生又引《逍遥游》的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来宽慰我。对于看过的书，陈先生自己却是在反复地读。1998年陈先生到美国探亲，就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阅《尚书》。由借阅记录可知，那书是该图书馆几十年来第一次有读者。有意思的是，小说不在陈先生的阅读范围之内。但也有例外，有一次陈先生谈及他刚看完贾平凹的《废都》，那只是因为想了解当时社会上流行书的内容。但陈先生对“小说”仍有些“不屑一顾”，似乎在内心里仍秉承“大学”与“小说”之分。
陈先生异常健谈，有时时间太晚，我想告辞又不便打断他的谈兴。陈先生自己却说，你如果久坐又不好意思走，那就等待我说话的停顿，比如放唱片，来回地听而不想听了，就待翻放唱片时借机告辞。每次告辞，陈先生都要送至家门口，并向我鞠躬。以陈先生的辈分和年岁万不当如此，但陈先生从不因我年小而失了“躬送”的礼数。 陈先生很少出胡同，只有一次我陪他去看中国历史博物馆1997年组织的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陈先生看得饶有兴趣，在一件浙江出土的龙泉窑瓷瓶前伫足良久，告诉我那叫“玉壶春瓶”后，便自己欣赏，神色怡然。
白天去看陈先生时常一同外出吃饭，但陈先生也不去远地，只去胡同里的一家小餐馆。餐馆里的人早都熟识了，对陈先生非常热情、尊重。陈先生只吃家常菜，不吃辛辣或怪异食物，最爱点滑溜里脊、糟溜鱼片和干炸茄合。一次到餐馆刚落座，便有熟人来问候。陈先生见我在介绍之后只作礼节性应答，微感奇怪，很快又释然，说你定不看京剧，所以不识，那人是梅葆玖，就住餐馆隔壁。果然不多时，梅先生又返回，送陈先生一部他签名的书。 陈先生显然喜欢京剧。看我新参加工作，便告诫我，走入社会就如同上了舞台。演员在舞台上要努力往台中央站，这样才能成主角，不然一生都只能打着小旗绕舞台跑。陈先生说我是由家门进校门、再入单位门的“三门干部”，所以常通过日常小事给我讲做人做事的道理。1999年年末我到哥本哈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临行前陈先生未言其他，只交待我定要租个体面的住所，如此才利于与朋友交往。又说曾有人讲一口极为流利的日语，殊不知都是社会下层的用语，那便是交往不当的结果。
2004年10月，张长寿先生告诉我陈先生摔伤了腿，住协和医院。当时正有一个由瑞典考古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访，考古所安排我陪同到外地参观。听说陈先生只伤了腿而无大碍，便想回京后即去看望。10月16日，代表团行至二里头遗址，时在二里头负责发掘的好友许宏来到旅行车上，突然告诉我他刚获知陈先生已因病去世。我惊疑不定，一时无语，很长时间都不确定心里究竟失去了什么。抬眼望车窗外正飘落着满天细雨，我的心情一如平原上那无尽的阴霾。
四
陈先生去世后，文物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陈先生的文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徐苹芳先生特地送给我一本，并说“你是学生，应当有这书”。这部文集收录了陈先生的20篇文章。据徐苹芳先生的序，这是陈先生的自选集，从收文到目次都为陈先生亲定。其内容有商周考古学研究、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秦汉简牍研究、书评和纪念文章。陈先生的学问深如大海，不是我所能评述的。但我想，知识结构无论怎样随时光流转而变化，一代学人和智者用自己心血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都将成为人类知识大厦上的砖石。这些砖石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是通往新的知识体系的门径，而在于其中蕴含的对真理和智慧不懈追求的精神，这才是后人站立其上的“巨人的肩膀”。我也深信，任何人的学识、成就，连同他的品格，最终都将交付历史，一切自有后人评说。
光阴似箭，陈先生辞世转眼已10年。回想往事，与陈先生交往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目前。我和陈先生相处的时间算不上多，但感觉远比这10年长久。时间并非只让人淡忘，有时反而会让一些东西刻骨铭心。人去物非，如今的干面胡同口建起了地铁站和高楼，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10年来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但却再也没走进过那条胡同。
附记：谨以此文纪念陈公柔先生逝世10周年。文中陈先生讲述的内容若有差错，皆因笔者记录或记忆有误，责任全在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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