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族体育需要借鉴实证和应用的科学方法现代体育研究并非基础研究，而是借助各个非体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的各种问题，几乎没有从自己领域生长出来的成熟学科，可以说是处于科学知识的应用性末端。不过，经过对特殊对象的科学实证，可能发现创新路径。以前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大多不是借鉴科学方法，而是用现代体育的概念生搬硬套，或是用西方文明的生成轨迹来比对，由此得出“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体育的结论。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科学传统，它是一种彻底的整体论和生成论体系，这是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不足。从未来科学发展的前景看，将科学融于文化之中，从历史文化背景的本来面貌出发来研究和阐述科学的形式、演化和发展，并对不同科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时代潮流，而且也是体育科学研究由朴素的科学思想到现代科学应用的必然发展过程。
体育研究领域所汇聚的相关知识以实证的经验为支撑，主要以实用为目的，包括体育运动在内，各类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得到结论，所形成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自己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上，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研究者遵循这些公认的科学路径，脚踏实地深入到事实正在发生的第一线进行实证调查并进行专心致志的理论思考和创新，其成果才有可能在人类精神生产中被接受。
众所周知，正确推理是科学研究的灵魂。从思维运动过程的方向来看，归纳推理就是从一些特殊性的知识的前提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知识的结论，即从特殊过渡到一般；演绎推理就是从一般性的知识的前提推出一个特殊性的知识的结论，即从一般过渡到特殊。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关系密切，是科学研究中先后次序确定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归纳推理得到的一般规律并不一定正确，还需要由演绎推理来验证。确定次序是先有归纳推理，然后才能有演绎推理。再归纳，再演绎，螺旋上升，使理论越来越完善。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倡导演绎推理的系统方法，是着名的定言三段论，它是根据已知事实推出一项结论的系统，由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组成。其中，大前提是一种自明的假定，即依据常识、公理、教条、经典或形而上的预先设定等建立的命题，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正确的故无须证明。
学习西方思想宝库中的精髓，把这种定言三段式的形式逻辑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在体育科学研究中能够提供有效性的知识已是众所周知。东方的研究者要想根据自身状况获得可靠性的创新知识方面，仅靠这种方法会受到严重限制。这种方法所提供的认识不能超出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范围，使我们老是重复检验已有的知识而无法生成新的理论。演绎推理所推测的事物，必须不是原来在归纳推理时考察过的，否则就是循环论证，没有任何创新意义。
诸如东方体育研究者对体育概念之类的所谓“研究”、对西方体育文化的翻译式解读、对体育运动科普知识的传播，几乎都是毫无理论价值的循环论证。因此，在西方体育文化笼罩的大、小前提下，东方学者难以生成新的理论和知识；一味迷恋于演绎推理，无法在复杂的现实未知环境中进行知识更新、观念革新、体制、机制创新。东方养生保健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大众体育发展的新形式东方拥有与西方同样悠久的古代文明，然而在近、现代国际体坛上，西方体育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渗透、传播，表现出强大的渗透性，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从而霸占国际体坛的核心地位。譬如，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法国等，就是利用工业革命获取的巨大经济效益，把自己的体育文化推向世界；而此时的美国只能被动接受，但随后美国生产力后来居上，体育文化也随着美国经济的提升而倒灌输出，让体育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风靡全球的篮球、排球等运动项目。同样不可争议的现实是，奥林匹克作为西方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杆，东方各国只能够被动接受。
过去的体育是西方文明，并不包括东方文明，当然无视东方民族的身体运动文化存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体育最终将接受东方传统的养生保健文化，并且不能视其为西方体育的分支，或是对西方体育的补充。季羡林先生从人类发展历史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比作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
。如今，亚洲许多国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已不再满足于在国际体坛上仅仅是从源于西方的竞技项目中去摘取奖牌，从而掀起包括体育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热潮。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后现代思潮对于工业社会弊端的批判，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反思，东方各国已经开始对大众体育的观念产生自主的思考，可以对制度改革行使话语权，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的各群体都一定要采用运动会的竞技形式吗？俱乐部是最佳的基层体育组织吗？大众体育的场所就只能在现代化城镇吗？生物只能被动地接受进化的结果，而人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做出自主的选择。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文化仍然是主流，但中国体育的养生保健思想与“健康第一”的新时期导向，可以帮助人类对待自己身体的哲学态度发生转变。由于受西方体育和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影响太深，需要东方综合思维实现整合。东方体育研究者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表达对民族身体文化复兴、对生态运动与绿色体育的追求。
在特定社会中，人们具有共同拥有一系列行为模式的普遍倾向。每个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该社会文化的熏陶，逐渐发展出与该社会其他成员相一致的行为模式。这种后天习得的文化是一种适应机制，每种组成部分最终从属于相同的基本法则，包括传统的大众体育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偏远的农村甚至崇山峻岭之中，农闲时村落中的民族体育休闲娱乐式的传承或许是更好的方式。传统节庆、家族聚会、千百年来村寨里自发生长的社会组织，东方文明积淀的保健养生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给大众体育在东方的参与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时间并伴生了闲情逸致，人类对自己的身体关注程度会与日俱增。古代东方人遵循与大自然相互依赖的和谐关系，强调修身养性的身体活动，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获得快乐。充满东方智慧的休闲理念，启迪我们对娱乐价值的创新认识。在当代，东方的大众体育可以更新自己的理念，依据特殊的传统文化和亟需公共体育服务制度的现实国情，倡导和实施“分享运动、传承文化”的精神，以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理念进一步深入，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科学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这将是历史的使命，同样也是一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革新。
用参与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促进民族体育的进步中华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参与式发展”无疑是个好的思路和路径，但“经济目标”可以成为参与式发展的次要参考指标。从长远看，对传统体育的真正的保护是暂时的，传承与发展才有生命力。
体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受到具体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特色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多是与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紧密结合的，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常伴以音乐歌舞，把竞技和娱乐结合在一起，其重展现民族传统文化，强调“重在参与”，与现代体育重竞技，提倡“更高、更快、更强”不同。恰恰是“重在参与”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精神，更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体制的创新。东方各国开展大众体育，最终会涉及体育的民族化。例如，民族传统体育节庆涉及自然特性、人文特性和非物质文化性，参与人员数量多、范围广，作为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积淀的综合体，民族传统体育节庆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基础。近年来，广西以节庆体育作为一个传统的人际交流平台和群体交流纽带，把传统节庆活动作为一种长期传承和动态的参与性文化资源，在建设民族地区文化和体育强国中已卓有成效，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参与兴趣，其兴办的“体育节”以及正在建设的“国家级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保护示范区”，是不同于西方大众体育形式的创新。
东南亚迅速提升的综合实力，对推动区域和平发展有积极意义。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加强友好合作的桥头堡，构建“国家级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保护示范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它利用区内丰富的民族身体运动文化资源，滋养了许多民族体育活动的传统节庆，以鲜活的原始生态的体育文化矫正现代体育的异化，提高体育文化基因的丰富性，不仅是促进文化进步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是代表东方文明的传统大众体育形式走向世界的新路径。
体育面对的永恒问题，是需要对身体运动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诸方面研究。东方体育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取决于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贡献。东方体育研究者主要着眼于本土化研究对象的身心特点，主张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倡导从整体出发，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探讨新理论；同时，在探索过程中更应强调人文关怀，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快、更好的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趋势论文】相关文章：
本文来源：http://www.010zaixian.com/shiyongwen/26522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