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与思考
当前，人们开始反思在草原实行的某些政策。例如韩念勇认为“以草定畜”事实上是追求量化管理却又因缺乏依据而无法量化的行为。[6]( P. 32) 朱晓阳从“语言混乱”的角度解释了牧区共有地管理以及草场管理规则的困境。[7]荀丽丽认为与以“专家技术知识体系”对草场管理不同，牧民所遵循的是以“与‘不确定性’共存”为主旨的本土生态知识。[8]考察阿拉善牧民与牲畜( 特别是骆驼) 和环境中的其他事物的“个体化”联系，以及环境中承载的道德和情感因素，可以看到如下图中牧民与环境互动的长期以来，当地并没有特定的生态话语，但并没有出现“生态失衡”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蒙古族牧民对待非人类( non-human) 事物的方式是其社会伦理观念的延展。其意义在于，环境具有主体性，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环境是开放的，随时有新的元素加入进来，其意义也被牧民不断加以丰富以及再阐释。环境中的各种元素即便因种属关系组合为“群”，而每个个体也都保留了其独特性和能动性。在共同的环境中，同为其中一分子的人依据具体的情况随时调整自身的策略。
当前牧区普遍实行禁牧、草畜平衡的政策，阿拉善地区也曾掀起过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的高潮，然而牲畜“数量”、草场的“平衡”本质上是牧民某一阶段生态甚至生活策略的结果。“数量”和“平衡”是动态的，以动态的量决定牧民固有的与环境的联系，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
关于禁牧，目前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关研究认为“由禁牧带来的植被恢复对于草场的整体状况改善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于阿拉善当地的禁牧政策对草场质量的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但禁牧对牧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政策逻辑是，人的活动对环境造成了破坏，需要将人从环境中抽离出来，即人为地割裂牧民与草原天然而深刻的联系。然而事实上人也是环境中的一个变量，不应笼统地地预设牧民的活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事实上，当地牧民运用出自独特经验的民间“米提斯”① 智慧，长期以来一直呵护着草原的资源和生态。在现实中，由于禁牧政策在不同地区实行的力度有所差异，为此一些牧民采取了一些特别的策略，如阿左旗的牧民阿拉腾乌拉仍养着150 峰骆驼，他的骆驼依旧能够“跨两个苏木”活动。在政策执行比较严的地区，有的牧民选择在禁牧时租用别人的草场或到亲戚家的草场放牧，待政策松动时再回来。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另类的“游牧”。
在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时，我们时常会面临一系列矛盾，例如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地方利益与国家总体规划的关系。而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这些矛盾往往被简化为“先进与落后”、“集体主义与地方主义”等偏颇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以GDP 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决策往往视传统的游牧经济为落后的生产方式，试图以现代的、产业化的生产模式代替“原始”、“粗放”的民间放牧。其带来的影响除了当地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对牧民的生活观念、文化价值、道德关系等构成了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知识形态及组织为环境的可持续性做出的贡献显然遭到忽视。
近年来一些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政策在落实中遭到了当地牧民的抱怨和抵制，出于良好的意愿却事与愿违，并出现了涉及一连串相关问题的怪圈，这可能是政策制定者所始料未及的。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了解生态圈的自然现状，还需要了解生态圈中不同主体的文化背景。这其中加强对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和借鉴，理解本土知识背后特定的认知模式，促进相关主体间的对话，无疑是提升生态环境政策科学性、适用性的重要一环。
【探究阿拉善蒙古族与骆驼的互动及其生态意义论文】相关文章：
本文来源：http://www.010zaixian.com/shiyongwen/30599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