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雷锋活动的总结演讲稿(3)

　　由此可见，在今天号召学习雷锋，无论是从目的上还是手段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失德问题都难有成效。

　　最后，如果这个举动仅仅是没有成效，或许并不值得我们花费如此大的精力来讨论，反正政府做的没有成效的事情也不差这一件了。问题在于这种由政府出面呼吁德性的方式本身蕴含着执政者对于道德自身乃至其执政职能范围的理解与定位，可怕的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在认定这样做是合理之后还会做什么。

　　第一，这意味着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有问题。从“房地产商应该留着道德的血液”到“跌倒老人搀扶条例”再到“全社会学习雷锋”，体现的是同样的逻辑，即资本和道德，特别是传统的舍己为人的道德，毫无疑问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这是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的矛盾，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一直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一直见仁见智，但起码有一点应该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尊重理性人追求合理的利润最大化，所以房地产商道德与否与他们的利润率高低没有必然关系，当政府把房价居高不下的责任推到房地产身上时，就意味着政府撇清了自己的责任。一旦缺少了这种最基本的尊重，就意味着个体的财产权是潜在的受到威胁的。当道德的帽子扣在企业家头上时，企业家可能需要通过让渡一部分财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道德了。中国的慈善一直存在问题与这点混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处就不做赘述了。

　　第二，这意味着对于政治的边界理解同样存在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好人好事在当代社会是一个过高的标准，极易产生歧义。往好里说，一个政府应该规定的是最低标准的强力执行，从而为它的全部公民提供自由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让所有公民都按照一个标准行事，都被刻画成一个样子，这是不现实的。往差里说，这个过高的标准好像一顶巨大的帽子，可以扣到任何政策之上赋予其某种合理性，只要它打着道德的旗号。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制造的恐怖也好、纳粹的奥斯维辛大屠杀也好、中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哪一次社会的大动荡不是伴随着全体人民道德激情的高涨？！当“悲悯”与“良知”不再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交流与反思，就是社会性混乱的始作俑者，这是太恐怖的。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一个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方法是提供一个程序正义的制度平台，把经济的还给经济，把道德的还给道德。没有人能规定道德的合理形态，只有现实能够决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与道德。这个现实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现状，现实不是不可改变的，但不能被硬生生的改变。政府能做的只是调整政治制度，进而生成与之相匹配的全民接受并自觉遵守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