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长恨歌》主题看白居易的文艺美学(3)

　　另一主题是讽喻说。即君主好色，女色误国，导致了安史乱起，葬送了他们所谓的爱情。持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诗歌开篇即是对君主好色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当得到杨贵妃后唐玄宗便沉溺于美色，荒废朝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并且为了讨好杨贵妃，用人唯亲：“姊妹兄弟皆列土”，甚至导致社会风气大变：“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男尊女卑，恐怕是汉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在历史上只有两种社会状况下才可能出现暂时的改变：一是惨烈的战争导致的“信是生男恶，还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另一个就是类似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导致的“不重生男重生女”。这两种状况都是违背封建纲常的，动摇统治根基的。唐玄宗的行为，代价自然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在白居易给友人的书信《与元九书》中，他明确地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考察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他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认为诗歌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这是他自觉继承儒家诗教的结果，也是他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途径之一。为此他大量创作讽喻诗，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不惜通俗浅切，甚至“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宁肯牺牲艺术性，写得直露无隐，情味不浓。这一主张在《长恨歌》第一部分表现鲜明。他写诗讽喻的目的很明显：规劝人主戒骄戒色，勤于政务，以理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