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本文来源: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baijiyi/2871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