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并非心胸狭隘之人，都有惜才爱才的襟怀。有一种说法，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被贬为阳山县令，原因是上疏言事。而他上疏的内容则是柳宗元、刘禹锡泄露给王伓、王叔文等人的。韩愈也耳闻了这种说法，但是，他并未因此疏远、憎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
有诗为证：“同官尽俊才，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怨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否)?”韩愈表明自己不相信是柳宗元、刘禹锡出卖了他。后来柳宗元、刘禹锡被贬南方，韩愈担心他们水土不服，有《永贞行》诗云“吾尝同僚情岂胜，具书所见非妄征”，关爱之情，出自一片真心，全无幸灾乐祸之意。柳宗元死后，韩愈还为他写了《罗池庙碑》。
我们知道，柳宗元跟王叔文一派，主张政治改革。可见，韩愈交友，是可以超越政治立场的。他骨子里是个文人，政治立场在他那里不如文才重要。
相比之下，白居易的诗人气质比韩愈更浓。他最有名的作品，《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上阳人》等等，都是关心社会、关心百姓的新乐府诗歌，而实际上，白居易更多的作品，是表现他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他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气质与名士风度的诗人。
韩愈白居易之所以没能成为声气相通、互相辉映的文坛巨擘，我认为，原因主要在韩愈方面。
比白居易年长四岁、登进士第早八年的韩愈，有太强的好为人师与文坛盟主意识。清人赵翼曾指出：“游韩门者，张籍、李翱、皇甫湜、贾岛、侯喜、刘师命、张彻、张署等，昌黎皆以后辈待之。卢仝、崔立之，虽属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瓯北诗话》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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