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的生态意识(2)

　　一、自然生态――生命自由绽放的美丽家园，是令人陶醉的

　　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中，更多地对遗留的自然、封闭的家乡湘西进行细致的描绘，由于交通闭塞，湘西没有遭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自然生态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保护，《边城》里的“茶峒”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这清溪碧流绕着山�，绕着茶峒，在大石细沙间流淌，它用自己淡淡的绿色，装饰了茶峒的山，装饰了茶峒的树，装饰着茶峒的风光景色，你看：“茶峒地方凭山依水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俨然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的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读过这段具有鸿蒙初开性质的自然存在，人在物质世界中紧绷的神经放松了，被世俗纷扰的心灵平静了，人仿佛进入了一幅和谐优美的山水画卷之中，一切是那么的富有诗情画意，人与自然是如此和谐宁静地融为一体。

　　在《从文自传》里，沈从文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不放下那一本大书”。大自然正是一本读也读不完的大书。这一观点与西方生态学家不谋而合，他们把大自然比喻成人类未曾阅读或阅读未尽的图书馆。有理性的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以及克服这有限性的努力，自然而然地人就会产生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之心。通过文学创作，作家进一步为富有浪漫色彩的大自然添盐加醋，“人类可能并应该是画匠，而不是捕获者”④。沈从文有幸成为了大自然的画匠与看护者。由此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次精神享受，它带给我们的犹如天籁之音――纯真而自由，它以青山绿水的自然灵性去召唤人们追求本真的存在，尽可能地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存一席心灵的自由舒展空间。

　　大自然以其守常、宽厚的德行给人提供一处栖居地，具有“乐土”的象征意义。笔下写的是大自然，心中想的却是人，描写了大自然在自己心中和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沈从文自觉不自觉地践履着泰勒关于环境伦理规范的“不干涉原则”，“让存在的原样存在”。另一方面对大自然中自发地发生的一切采取“袖手旁观”的方式，奉行大自然中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错，应让“自然之手”控制和管理那里的一切的观点。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管等山水风景与端午赛龙舟，捉鸭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俗事象相互交融，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整体风貌。

　　沈从文是一位对自然美神往而倾心的艺术家，为的是“那一派空气、一阵声音、一份颜色以及在每一处、每一项生意人身上发出的那一股不同的臭味”(《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他将自己投入到自然的怀抱，把自己融入其中，感受那种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美。边城的自然山水，天然的纯净，这与沈从文洁白无瑕的心灵构成对应关系，明洁的心灵需要自然山水的陶冶，自然山水也需要沈从文这般精灵的人物赋予生命的朝气、活力和灵性。沈从文人生之初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永远痴迷于大自然，湘西的山水构成了他生命和创作的血肉。他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不感觉到生命的尊严，一种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⑤

　　在《边城》里的“茶峒”这样一个一尘不染的本原世界里，大自然俨然一个婴儿般纯净，而它所孕育的少女翠翠更是单纯、质朴的化身，“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者特别强调，翠翠的美丽是大自然熏陶的结果，与美丽的山水一样，是天然的造化，因而翠翠的形象与自然的山水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意境。“小兽物”、“山头黄麂”不是暗示她与自然的一种内在联系吗?她是大自然的女儿，山野的女儿，就连她的梦境也充满了山野的情趣：“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儿草!”这绝非闲来之笔，仍在强调人物的灵魂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内在契合与交流。一位学者曾指出：“作者把边地上的生命形式和边地的山溪、深潭、碾坊、树林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平和淡远而又清新柔和的意境美。”⑥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没有王权、战争、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现代“文明”浪潮尚未大举浸淫的封闭的边地生存状态。作品中的人物可以说与茶峒这一边地社会处在一种互为条件、互相依赖的“共生”状态之中，作者正是通过这一未受浸染的小城的描绘，来达到对人与其生存环境共生关系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