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边城》(2)

　　翠翠无法表达，也不会表达;在这里，生命的自然状态就是沉浸的梦想。翠翠驾着这只生命之舟，无可避免地告别童年，告别爷爷。翠翠和祖父的亲情缠绕，给祖父带来的是暮年的苦涩;而少女的爱情，又令祖父重新想起翠翠母亲的悲剧。作者在结尾中写白塔塌了、船跑了、祖父死了，是为了表达生命规律必然的悲剧色彩：自然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人生的忧伤。

　　翠翠和二老的恋爱悲剧，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原始、本真的生存方式，在被沈从文推崇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自身。因此，湘西世界在先进文明和自身悖论的双重矛盾之下，有力地消解着“牧歌”情调，沈从文虽然对湘西世界心存留恋，但到底孰优孰劣，却很难判断。推而广之，翠翠的悲剧揭示了一个哲学命题――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一切尚未展开便已消失，就像生活中无数相错的美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边城》获得了更加普遍的思考意义。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前后的态度变化，是他身上苗族、汉族、西方三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沈从文生长的苗疆，是长期未开化的巫风盛行之地，他耳闻目染了许多边地文化和习俗，湘西的山水风物作为一种自然文化，有力地支撑了沈从文的美学建构。正如他自己所说，“水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 都少不了水。”而在辗转湘水之间，又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和几十卷字画，中原文化向其打开了一扇窗口，正因为此，沈从文才会离开湘西。西学则为沈从文注入了理性精神，若没有理性的注入，或许湘西世界不会成为最经典的文学“原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