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沈从文的悲悯(2)

　　二、民族命运的悲悯

　　自然生态的和谐与人文生态的平衡是《边城》中颇具民族特征的因素，作为寄托着民族希望的下一辈，翠翠的爱情是作者关于整个民族命运思索的重心。

　　端午节和爷爷走散的翠翠在城里碰上二老傩送，从此“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但两人_直没有正式的对话和见面，这种迟疑和耽搁为后来大老天保请父亲找人说媒提供了可能，从而为这场爱情设下了障碍。在湘西民族意识中，虏获一个女性的芳心，赢得一份爱情的眷顾，男性往往要以勇敢和柔情作为资本，在《神巫之爱》《龙朱》等小说中，沈从文已经为读者铺开了情歌为媒的画卷。大老天保与二老傩送也选择了唱山歌的方式来解决两人共同属意于翠翠的纠葛：

　　二老想出了个主意，就是两兄弟月夜里问到碧溪蛆去唱歌，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两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大老不善于唱歌，轮到大老时也仍然由二老代替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这么办可说是极公平了提议时，那大老还以为他自己不会唱，也不想请二老替他作竹雀。但二老那种诗人性格，却使他很固持的要哥哥实行这个办法二老说必须这样作，一切才公平一点。

　　这是按照湘西汉子豪爽率真的质朴天性来设计的方案，可作者在这个情节推演中没有让这出戏获得理所当然的“公平”，翠翠和傩送有情人也难成眷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作者洞悉湘西民族性情中的“牺牲”与“大义”，即为了亲情对爱情作出牺牲，为了道义也可对爱情作出牺牲。他们并不信奉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因而天保和傩送的竞争是被民族法则允许的，同时，二老替哥哥唱歌也遵循亲情天理，结局却是天保为弟弟出走以回报亲情，兑现“大义”，傩送最终也为“义”而离家远行。可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兄弟情义却凌驾在爱情之上，以爱情为动机的角逐却以对爱情的放弃为收场，这本身就是悖论。天保和傩送为保全湘西民族固有的亲情与道义，一个奉上性命，一个奉上了爱情。如果将两人视为民族未来的脊梁，那么他们的消失(包括肉体和意志两个层面)也就意味湘西文明的注定消亡，这是沈从文顾虑却不得不直面的。而翠翠这个被沈从文当成完美人性符号的代表，在兄弟二人的礼让中成为无情抛弃的对象，甚至成了无声者。“流水带走了年轻的生命与健壮士的身影，时间侵蚀着湘西的野性与民族的活力”，这一连串的悲剧效应，都是沈从文在审视边城品格时出现的消极、否定之音。在爱情与亲情、爱情与道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天人合一的民族品性出现了分裂，这是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命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