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人倾斜，车过桃源，傍沅水曲折上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白浪滩头，鼓棹呐喊的是他的乌篷船，苍崖翠壁，焰焰欲燃的是他的杜鹃花，吊脚楼头，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长亭外，老林边，欢啭迎迓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如他在《边城》中一咏三叹的竹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社会事件曲折起伏，社会心理矛盾复杂，革命文学的思潮袭击了文坛，对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势。沈从文的文学既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党派文学，也不是商业气味十足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文学抒写的是一部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小说《边城》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写成的。左翼作家注目于社会历史之“变”，而沈从文却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①大搞其“独立性”文学，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非主流的，也是非思潮的。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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