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边城》的生命节奏(2)

　　二、归去来兮――生命节奏

　　沈从文在《边城》中用中国水墨画的笔法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的画卷，流露出作者对生命存在和人类命运的的忧虑与哲思，也表现了作者对无法返顾的时间意义上故乡的眷恋。和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一样，同样拥有甘美的丧失美学与精神病魔这两种意义，同时又在空间、时间、文化等多种层面上演奏出故事的主旋律。一九三四年冬，离开家乡十八年的沈从文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在回凤凰的船上，望着辰河边上的人和事，他终于明白，记忆中的故乡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梦境。“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哄，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习，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下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辰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4]至此，沈从文已经无可挽回的失去了自己精神故乡和文化故乡，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流浪者与文化漂泊者，愈到创作后期，孤独感就愈重。一如朱光潜在评论《边城》时所说:“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5]

　　这种尴尬和困惑是从乡村走向都市的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鲁迅在《故乡》一文中也记叙了返乡的情形：“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与故乡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有心理上的距离使他永久地离别了他的老屋，永久地离别了的故乡。但故乡的影子却时时追萦着他，在作品中他们重现记忆中的故乡，表现故乡的人和事，不拘是出于“引起疗救的注意”还是要“建一座人性的神庙”，他们都是在精神返乡的归途上介绍着沿途风光，故乡的一点一滴已深深地刻在他们脑海里，深入到他们的血里和梦里。船愈行愈近，故乡却愈来愈远，“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象征了作者悲凉的心绪，老屋的残破，自然的洗礼和时光的流转使作者记忆中的老屋成为现在的模样。沈从文在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也发现这样一种“淡淡的孤独的悲哀”，这种悲悯感和孤独感也渗透在《边城》的叙事节奏中。

　　两位作者在慨叹着故乡变化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返观自身，“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固有的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 [6]鲁迅也这样对自己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故乡》的结尾表现了作者精神返乡之路上对过去的失落感，未来的路也陷入不可探知的迷茫之中。异地对于他来说只是谋食之地，而非精神的皈依与休憩之处。对于这些于异地谋生的漂泊者来说，故乡和异地都不是他的家园。在精神返乡的旅途中，漂泊者如同无脚的鸟，永远飞行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无处为家;又如无锚的船，永远漂流在水与岸之间，无处停泊。只有当生命之旅走到尽头的那一刻，才能化为灰烬，回归故土。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沈从文清澈如水的灵魂，一半深深地埋在了五彩石下，一半在水里，顺水而下，作家生命的乐章在那一刻轻轻地点上一个休止符，恍如水流在湘西的历史长河中漩起一朵水花。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的生命节奏，亦如辰河水般自然流动，充盈着中国诗画的神韵和节奏，正如宗白华所说的是“音乐化和节奏化的时空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