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不可言说
有真笑亦有真痛。在很长一段时间，冰心与子女的默契，变为了沉默。
吴青的记忆中，归国前一段时日里父母常夜深不眠，“当时我便知道他们在讨论，回国，或是不回国。”
1949年，新中国是要建立为政治协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家。吴文藻想留在东京继续他的研究，但冰心不同意，吴青说，“我的母亲是一个作家，和老舍一样，她‘去国怀乡’，她不能离开她的故土和读者。”
作为丈夫，吴文藻尊重冰心的决定。1951年秋，他们历尽周折回到祖国。自此，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新中国所周折的一切。
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吴文藻不无委屈，“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
冰心也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此时的她仍“漏网”作为旁观者。1957年前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冰心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都被划为右派。冰心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然而在吴青年少的心中，这就是羞耻。并不是因为家人被划为右派，而是周遭一些父母害怕被子女揭发，谨言慎行以至于恐慌的地步。吴青自小一面派，敢说敢当。“我的父亲是右派，哥哥是右派，母亲是漏网的右派。父母不会再当着我们谈论事情，或者带上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吴青仍心有余悸，“这个社会人与人失去了沟通，失去了信任，对人性是一种压抑，也生了谎言。”
至1966年，“文革”开始，冰心和他的丈夫一样“靠边站”，被批斗，住牛棚，一家8口(包括冰心的3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8个地方劳动改造。
9月，冰心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寄出一封信说：“娘， 舒伯怕去世了，您知道吗?”这对冰心是一声晴天霹雳，老舍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冰心在“文革”结束后叙述，“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亲人之间的消息，也是不知道的。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没有谁会诉说自己所受的苦。”吴青回忆，“老舍为什么自杀?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但是爱被掐死了。所幸的是我们不离不弃地走了过来。”
在这十数年间，“文革”惨烈的割裂了亲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冰心一家人的日记中断了，没有谁敢留下什么，这个国家似乎也中止了记录与反思。
1976年，北京爆发了“四五运动”，这是新中国一次民众自发反对运动。运动结束后，吴青带着11岁的儿子，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不需要说话，她指着诺大一片空旷之处说，那就是天安门广场。
时至今日，吴青仍会为这一段不可言说的岁月哭泣，也是为一段荒诞的人类历史哭泣。中国似乎应和了“多难兴邦”，但吴青却认为，曲折患难中，“人丢了基本的权利，人离开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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