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廿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搬回北平来，我和世瑛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民国廿三年他们从德国回来，君劢先生到燕大来教书，我们住得很近，又温起当年的友谊。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喜欢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到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见你，而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看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谈吧，祝你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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