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我很重要》读书笔记(2)

　　之三

　　毕淑敏在文章的结尾处说，“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

　　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地生活着。

　　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我的感想

　　是啊，在中国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中，总是说集体最重要，个体要服从集体，不尊重个人的合理的权利和意愿。甚至发展到文革期间，农民养几只鸡，种自留地，卖鸡蛋，卖自己种的东西，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思想”;一切要一大二公，结果生产发展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后，农民包产到户了，勤劳者能得到利益，生产才焕发出勃勃生机，农贸市场也才丰富了，大家能买到东西了。

　　我们赞赏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这是完全应当的。但是过去年代里我们媒体宣传的也有偏差，比如知青的榜样金训华，洪水来了，为了生产队的几根木头，奋不顾身，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甚至还有灾害来临之时，为救生产队的猪，牺牲了生命的;而国家、媒体表扬这些，就太残酷和缺乏人性了，因为，当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之时，人是最宝贵的，要首先保护人的生命，其它比起人的生命来算不得什么!而当时的年代就是这样教育知青教育人民的，失去了我们的好同志，可惜啊!

　　改革开放后的最近一些年，国家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竭尽全力地救人，而且建国以来第一次向全国公布死难人数(这在以前都是机密)，把普通百姓的生命当回事了;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为普通百姓致哀，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的致哀只是给国家领导，英雄之类的人。

　　文革期间，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图书馆工作时，当时正批判戴厚英的一本书《人啊，人!》，书中是揭露文革中大学里的情况的;批判的意思是说此书宣传人性论。十年动乱的那个年代，人性论都要批判，自由平等博爱都要批判，左得太厉害了，你不要人性，还要什么，要欲望?!当时戴厚英这样的知识分子，她个人的合理思考被当成异类，遭受批判，已不是个例;文革期间，我们图书馆几乎所有的图书都被封存，外国的书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古代的书被说成是 “封建主义”，苏联的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就剩下马列毛泽东著作，八个样板戏剧本，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了。宣传的极端化，似乎最革命，把古今中外所有的精品都否定了，所有的人都要一个面孔，说一样的话，看一样的书，看一样的戏(八个样板戏)，这当然是愚蠢的践踏文化践踏祖宗的行为，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的不尊重，不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文化需要!历史的教训需要注意啊!

　　现在反思起来，以前(尤其是文革期间)曾经宣传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是不近人情的，极左的。就是宣传雷锋的“我活着，就是为了别人活得更美好”也是不完美的;我觉得，人活着，既是为了自己活得更美好，也是为了别人活得更美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教育才行得通，为人们所接受。

　　以前的假大空宣传，造成了人们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一直延续到现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说得比谁都好，却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一点人民公仆的形象都没有。上行下效，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普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