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陇西李公湍，地望清甲，冠于邦族……公始以经术擢第，署滑州匡城尉，次补瀛州乐寿丞。理尚刚简，盖肃如也。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方振雄藻，比户英达，孰是异才，而无显荣?以乾元元年终于贝丘。凡百文士，载深恸惜……即以大历己酉岁冬十二月甲寅，葬我公、夫人于邙山之茔。⑦
“大历己酉岁”，即大历四年（769），知李湍卒于乾元元年（758），大历四年始与夫人合葬。《墓志铭》称李颀为“新乡尉”，当是李颀尉新乡县时与李湍相识的。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载:“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按李颀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亦当守选三年而后铨选为新乡县尉的，则其尉新乡应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时李湍亦正尉匡城。匡城属滑州，新乡属卫州，两地相距甚近，且二人又同为县尉，故可时常往来而“特相友重”。
《墓志铭》又称岑参为“前秀才”。秀才原是唐初贡举之一科，后因取人严峻，举子多不敢应试，州府也不愿举荐，故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就停止了⑧。以后唐人就多将进士称为秀才，明经称为孝廉。“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前进士是及第进士关试后的称呼。《唐音癸签》“进士科故实”条谓:“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关试后称前进士。”《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也说:“关试后始称前进士。”及第进士之所以关试后始称前进士，是因为关试后新及第进士就成为吏部的选人了，“始属吏部守选”，故前进士实质上就是及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专称。及第进士无论其守选时间多长，只要尚未授官，都可称作“前进士”。皮日休有一首诗，题作《江南书情二十韵寄秘阁韦校书贻之商洛宋先辈垂文二同年》，云:“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君批凤尾诏，我住虎头岩。”⑨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载，皮日休，咸通八年（867）进士及第，之后，于咸通十年（869）被苏州刺史崔璞辟为从事，至十二年三月崔璞解任后始离去，此说可信。诗谓“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是说进士及第四年来，未曾授官改衔，仍以前进士称。则知诗写于咸通十二年秋，时在苏州，故曰“我住虎头岩”。韩愈贞元八年（791）进士及第后，“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于贞元十一年春三上书宰相求荐，仍自称曰“前乡贡进士韩愈”⑩。《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收有寇堮撰写的《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墓志》，云:“大唐开元十四年正月癸未，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卒……廿五擢第，卅而终。”11知寇堮及第已五年，未曾授官，以前进士终。按，由州府解荐而得第之进士，曰“前乡贡进士”，由国子监生徒而举进士及第者，曰“前国子进士”，然统简称作“前进士”。邵说《墓志铭》谓岑参“前秀才”，即前进士，当是岑参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前也就是守选期间与李湍结识的。按前所述，李颀尉新乡是在开元末，时李湍尉匡城，二人相识。至天宝五、六载，李湍已补瀛州乐寿县丞，时岑参游河朔至乐寿县，故与之结识而“特相友重”。
有人以为岑参是开元末与李颀同时结识李湍的，时李颀为新乡尉，而岑参尚未登第，故曰前秀才;前秀才者，登第以前之秀才也。此说不确。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进士，“通称谓之秀才”，“得第谓之前进士”。就是说进士未第前通称曰秀才，及第后才称为前进士。若岑参是未及第前与李颀一起结识李湍的，则邵说《墓志铭》当云“时新乡尉李颀、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才对，而不应再在“秀才”前加一“前”字。在秀才、进士前加一“前”字，就变成专有名称即已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称呼了。还有人认为，只有前进士是得第进士之专称，前秀才不是专有名称，恐怕就不是这种意思了。我们说，既然进士可以俗称为秀才，那么前进士当然也就可以俗称作前秀才了。李商隐有《奉和太原公送前杨秀才戴兼招杨正字戎》一诗，据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注，“太原公”为王茂元，可信。“前杨秀才戴”，即前秀才杨戴;“杨正字戎”，即正字杨戎。《唐摭言》卷八《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载:“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长子”即杨戎。知杨戴、杨戎为弟兄俩，二人同时及第登科。据《登科记考》卷二一载，杨戴进士及第，杨戎三史登科俱在开成二年（837），当从。杨戎登吏部科目选科后即授与正字，杨戴进士及第后还得守选三年，故曰“前秀才”。又，陆龟蒙在《书李贺小传后》说:“余为儿时，在溧阳，闻白头书佐言: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12由以上二例知，“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可见唐人将前进士也称作前秀才。岑参守选期间，不仅到过绛、晋、淇、黎阳、新乡、大梁等地，而且也到过河朔。他在《送郭苍友浴肥中说:“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其河朔诗有《登古邺城》、《邯郸客舍歌》、《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等。其《冀州客舍》诗云:“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冀州距瀛州乐寿县不远，岑参到冀州后又北上赴乐寿，与李湍相识当在此时。诗题下有作者自注:“时王子应制举欲西上。”刘谱承《考证》之说，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下，而陈谱却系于开元二十七年（739）下，理由是:“历考诸书，则未见开元二十九年春有制举。”并引《册府元龟》卷六八及卷六四五，谓开元二十七年春有制举。其实，开元二十七年的制举，非王绮所应之制举。《登科记考》卷八引《册府元龟》与《唐大诏令集》云:“正月，制令诸州刺史举德行尤异，不求闻达者，特乘传赴京。”“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制曰‘草泽间有殊才异行，文堪经国，为众所推，如不求闻达者，所由长官以礼征送’。”正月、二月这两次的制举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举者为不求闻达科人。不求闻达科是自己不能应举，而由各地长官访察举荐，然后“以礼征送”，“乘传赴京”。王绮却是自己赴长安应试的，与开元二十七年制举不符。由是可知此诗既不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也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而是作于天宝六载（747）。《登科记考》卷九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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