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王安忆好句欣赏(4)

三、关键词解读

　　关于小说的主题内容，有很多值得细究的地方。我们选取以下几组关键词为特定的视角进行解读，来分析这部小说的丰富内涵。正如这部小说本身的谋篇布局也是采用了跟小说内容最密切相关的词语来作为线索一样，这种方式简洁明了，又含义深远，便于读者抓住关键的主题信息。

　　1．日常与历史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接的描摹或者复制，而是展现一种日常状态。在《长恨歌》中，实际上是蕴含着王安忆个人对于“日常”与“历史”的看法，她通过“日常”来表现“历史”，表达出她的“日常历史观”。王安忆曾说：“我对历史也有我的看法的，我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的，我们现在总是特别强调事件，大的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等它成为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日常生活增值了。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也就是说，“历史”在《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里，并不是由时间构成的，而是被琐细平淡的日常人生所搭建的，这种日常的平凡琐细构成了历史的底子。

　　我们可以看到《长恨歌》中王安忆所书写的她对历史的理解。比如课文所节选的这一段王琦瑶在平安里的生活，1957年以后，平安里每日“围炉夜话”，做着各种各样的吃食，聊着各种各样的闲话……这些细节的密集堆积让人们感到了殷实和富足。“这些亲眼目睹了上海这个东方不夜城在历史转折中盛衰浮沉的城市遗民，只能如鼹鼠一般在自己安身立命的巢中间想当年的繁华似锦，凭借着这一方‘世外乐土’，在历史进程的惊涛骇浪中汲取温暖和慰藉。”这是一个城市的底部，种种形而上的思想意味和历史沉浮的感慨无法插入这些世俗的细节。这样，人们终于发现，那些世俗的细节同样如同流水一样从手指缝中间消失。历史也就这样随之形成。也许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部史诗。

　　《长恨歌》“这个故事吸引我写下去的，是王琦瑶从选美的舞台上走下来，走到平安里的一间屋里，屋里的客人，从资产阶级渐渐换成外币黄牛、长脚等人，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历史”。（王安忆、王雪瑛《〈长恨歌〉，不是怀旧》）王琦瑶是一个被“日子”所裹挟的人。她的日常生活与心思举止都符合王安忆所塑造的那种“东方平民生存价值观”，生活就是如丝如缕，是物质的，是琐碎的，是与“天下大事”毫无关系的。王琦瑶就是这样，她默默经历着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但她从来不曾探询过任何所谓“人生的意义”，她只是在认认真真地过日子，尽心尽意地做着分内的事。“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

　　王安忆以封闭的历史时空和高超的叙述技巧完成了独特的历史观的审美表达，深刻体现了对细密柔韧、独立坚韧的市民精神的礼赞和对朴素人性与城市历史精神价值的悲剧性体验。

　　下面两则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长恨歌》这部小说中所蕴涵的“日常”与“历史”。

　　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节选自《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

　　对于20世纪的文学来说，两种长篇小说的传统均是已然的存在。然而，相当的时间内，中国的长篇小说无不自觉地皈依第一种传统──皈依于历史叙述。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到《烈火金刚》《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长篇小说自觉地承担了历史叙述的义务。这意味了主流历史与长篇小说之间的可靠联盟。无论是时代背景、史料的考辩和剪裁还是人物的臧否、事件的分析，历史叙述与长篇小说彼此呼应，相互证明。两者都不惮于以主导意识形态传声筒的面目出现。8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长篇小说与历史叙述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分离，某些时候，人们不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描述历史，而是借助服装式样和椰子鸡的烹调方式感叹世事。这样，一些长篇小说游离出历史叙述的传统框架，另一些长篇小说甚至游离出历史叙述的传统视野。这可能暗示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历史理解。或许，王安忆的《长恨歌》即是一个例证，除了王安忆个人的兴趣转移，人们还有理由从一个更大的范围予以考察：当今的文化语境之中，昔日的帝王和英雄隐没了，宏大的叙述正在分解，种种闲言碎语登堂入室，女性和城市走向现实的前台──这一切难道不是在召唤一个深刻的解释吗？

　　（选自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2．时尚与怀旧

　　上海怀旧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从绘画、电影、文学，到日常消费领域，关于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各种表述层出不穷。外滩建筑、咖啡馆、月份牌……“老上海”的物质代码，成为新一代的消费时尚，人们依托着一种对于“过去”的发掘，来填补当下的文化缺失，并表达着对于“未来”的想像。在这个意义上，《长恨歌》似乎应景地为人们提供了怀旧的资料。然而王安忆的“怀旧”，其实与文化市场上的时尚大相径庭，她将目光掠过洋场，从“外滩”转向“里弄”，不是想像上海光彩夺目的样子，而是描摹“芯子”里朴素安稳的日常人生。王琦瑶的故事，只在小说的第一部里有着繁华旖旎的色调，小说也只有这一部分描写了40年代的上海，能为时尚的“怀旧”提供素材。但这只是王安忆为王琦瑶仅有的好日子所搭建的一个“盛丽的舞台”，“1946年”的时间选择也大有深意，充满了“夕照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伤。王安忆坦言，对于40年代的上海，她“一无感性的经验，就更谈不上有什么心理上的怀旧因素”，她的经验乃从70年代的上海开始和出发，而《长恨歌》的第二部才是她认为写得最好的部分（王安忆、王雪瑛《〈长恨歌〉，不是怀旧》）。

　　如若《长恨歌》里的确有“旧”可怀，王安忆所“怀”的，也是消失在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中50到70年代的上海“风景”。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来到上海，她将成长时期关于上海的知觉经验，编织进《长恨歌》整部小说关于细部人生的琐屑叙述之中，塑造了一个她所感知和认同的“日常上海”的形象。小说有一个令人惊悚的结局，长脚在杀死王琦瑶的时候，发现她是一个丑陋的女人：“这时他看见了王琦瑶的脸，多么丑陋和干枯啊！头发也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滑稽。”至此，王琦瑶的不受时间侵蚀的美，成为幻影，她所代表的上海“芯子”里的生活和历史也戛然而止，这是王安忆对文化时尚中无所不在的“怀旧”的反讽，也是对自己那一个失去了的时代的哀悼。

　　关于这一部分，可以结合下面的资料来理解。

　　怀旧并非作者的写作目的。“《长恨歌》为怀旧提供最多资料的是40年代的一部，可这都是虚构的，我对那个时代一无感性的经验，就更谈不上有什么心理上的怀旧因素，我只是为王琦瑶仅有的好日子，搭一个盛丽的舞台。”怀旧建立在对当前生活存在的缺憾感上，以对现在的稀释和过去的眷顾为体现。而《长恨歌》自始至终渗透着作者对于上海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在淡淡感伤的叙事中提出民间心理形态的围困与更迭、传统与现代的磨合等严肃命题。在此过程中王安忆选择回避了以重大事件为主题的宏大叙事，而采取民间视角的另类组织述说方式，人物并未为巨型的主流政治生活逼困，这种思考从而直指自然生态本身。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无论是最初修筑的圆形城墙还是率先冲破这一桎梏，都隐隐暗示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身份。它有着最国际化的时尚外表，又有着最市井的冷暖人情，在汹涌外来的思潮前这座城市是兼容并包的，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并引领着时代，同时根深蒂固的传统民间意识又造就了上海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特征：坚守认定的即得生活情态，骨子里不乏怀旧的情怀。上海是一个矛盾，一个悖论，它的文明最初就建筑在强大封建主义与殖民文化的畸形结合上，加之移民文化、海派文化及都市文化的发端及交融，呈现出富丽颓败的病态美。学者余秋雨将上海文明的心理品性概括为“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上海缺乏现代文明的深厚根基，它始终无法摆脱开放而不自由的尴尬境地。王安忆身为上海人，《长恨歌》可说是她为这座城市书写的民间生态还原史，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关怀。王琦瑶的一生遭际是城市沧海桑田的写照，书中每一个人物也因不同的生存取向和价值观念而具备了不同文化替代符的作用。怀旧不是为了耽溺，而是为了警醒；挽歌不是出于哀悲，而是出于探寻，《长恨歌》因此而立足在坚实的大地而非虚浮的冻土层上。“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结尾以花草的荣枯轮回暗示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上海文明的思索也依然必须在黎明破晓前的夜里摸索前行。上海需要一个身份上的认同和方向感的确定，而完成这一切又势必于上海人身上进行人格的调整。其实对于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整个中国而言，上海的困顿也许正是所有城市同样面临的严峻命题，即使是北京这样以深厚文化底蕴著称的古老城市，也在追求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四合院、老胡同的不断消亡来印证着这一悖论。长恨，蕴含更深的是对传统流失和沦丧的忧思及揪心，对典雅生活的自觉关照及诗意呼唤。

　　（选自颜流夕《还原人生与文化寓言》）

　　3．女人和城市

　　关于《长恨歌》，王安忆坦言：“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王琦瑶这个角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她的一生也即上海40年文明进程与社会变迁的映射。

　　当学生时代的王琦瑶乖巧可人地提着花书包出现在弄堂口，谁会想到她随后的命运跌宕起伏。“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看似不成功的试镜和拍照，却成功地铺就了通向“沪上淑媛”以及“三小姐”的辉煌道路，而此后的潮起潮落、命运多舛也应该追溯到那一时刻。邬桥的外婆将王琦瑶一眼看穿：“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蒋母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王琦瑶的尴尬：“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没开好头的原因就在于“长得忒好”，“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惟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长得好”让王琦瑶这个外表柔顺乖觉的女孩子内心潜藏了一股涌动的暗流，她认为靠自己的外貌可以去改变弄堂出身的命运。其实在40年代的十里洋场，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女子，她们通透世故又有着小小的天真，她们热中于“不动声色”甚至“漫不经心”地乘势推展。这些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上海短暂却又永恒的华美。但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袭来的时候，个个心中期许的“好花常开”“好景常在”成为最先破灭的童话，分崩溃散。女人们的梦想、荣耀、无奈、悲凉、坚韧、守候……均随着繁华旧梦此起彼伏地枯容不迭。“花好月圆”不是“长聚不散”的，但是“王琦瑶”却是永远“长痛不息”的。

　　所以，王琦瑶的身世遭遇具有象征意义，代表“过去时”的上海，是由历史与现状构成的上海旧幻的神话。王安忆试图将上海40年飘摇变迁的历史浓缩于王琦瑶一个人的经历之中，试图将旧上海的风貌浓缩在王琦瑶生活的那个陋巷蜗居之中。

　　有评论者认为“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的创造，或是以她为对上海的历史命运的写照，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王安忆以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完成这一使命却使她与上海有了同构的性质：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的历史就是由“王琦瑶”们创造的。王琦瑶和上海一样，历经数劫依然百折不挠、生机盎然。作者把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的潜心关注都化成了《长恨歌》中王琦瑶美丽、单纯、不幸的一生。“人是无所谓有什么本性的，他惟独只有一部历史。”作者把一些读者关注政治、关注大时代风云、关注社会变革的审美趣味收拢来，引向对一个置身于大时代之外，但命运又不免受大时代变动影响，用大时代的边角料锲而不舍裁剪自己人生的一个女人命运的关注。

　　（选自陈佳佳《〈长恨歌〉“日常”历史观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