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咏史诗。“长恨”的主体是近现代国民，“恨”近代中国衰败，饱受西方奴役，“恨”百年屈辱史，“恨”盛世不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有：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国人独独提到开元盛世唏嘘流涕。那是因为“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盛世的毁灭是那样触手可摸，可感可观。有着盛世情结的国民自是将《长恨歌》作为咏史诗来读，叹恨盛世不再，睡狮难醒。
也可以有中庸提法，对以上几种观点全票赞同，美其名曰：多主题。
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多种解读，她才能够拥有各种阶层的读者；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不休，才造就了她历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创造性解读，有时会超出作者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崭新的寓意。我以为上文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几种解读，都是读者再创造的成果。那么作者创作时的原意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我主张《长恨歌》既非爱情诗，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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