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忆安《长恨歌》之书评(2)

　　小说中，上海独特而神秘的弄堂和她的市民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为诸多诗意的描绘提供了场景，正如这段少女卧房的描绘“一切都可能发生，即使忧愁都是喧哗吵闹的。下雨时，雨点在窗上写下‘忧愁’两个字。弄堂后巷里的迷雾也模棱两可地令人忧郁„” 对于渴望逃离这些空间的少女而言，历史也经过了时尚透镜的过滤。共产党的到来让蓝色的“解放装”代替了她们精致的绣花旗袍;然而，当服装店在林荫大道上开业，购物的热情在人群中传染，王琦瑶的女儿和女儿的同学敏锐追逐“街头最热门的时尚”时，我们知道，一个更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启了。与此同时，这个城市已经变得令人几乎难以辨认。到最后一章，老上海已经成了一个受污染的现代都会，弄堂的迷宫蒙上了丑陋的高层建筑的阴影。

　　形成对比的是，小说的角色，或是或非，都有一种独特不变的特质，不光超然于历史的教训之外，也丝毫不受个人经验的影响。多少强制的“解放”都无法让王琦瑶的邻居超越他们的谈话，无法让他们原谅王琦瑶和有钱有权的李主任在一起的罪恶。王琦瑶的闺中好友蒋莉莉成为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之后，穿上了军装，努力用自我训练替代原先的自我放纵。她年轻时的“舞风弄月被钢铁般的觉醒和无私的牺牲言语所替代。”蒋莉莉仍然仰慕温文尔雅的程先生，可程先生的心却在给王琦瑶拍过照片之后就永远地属于了后者。

　　最后，是王琦瑶，承受了最多，却改变地最少，正是王安忆对女主角复杂而敏锐地描述最好地展现了她小说家的天赋。迈克尔•贝里和苏珊•张•伊根优雅的翻译中，只有少数被不和谐的美式俚语破坏，有助于我们了解，王安忆何以成为华语世界最受好评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