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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