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露出“寻根”意识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寻根的意识，怀旧的情怀，以及对“家”感伤。家是每个人、每个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主要线索，然而，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却是一个“失根感”很重的人，她虽然是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开篇就说，她的家庭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户，他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族。可以说，这种“失根感”一直伴随着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是她寻找种种可能的归宿的动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创作了《长恨歌》这部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这部小说，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表现出自己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自己精神的寻根。
在《长恨歌》中，“寻根”不同于以往的寻根文学，作者在这里为上海创造出一种灵韵，而由“怀旧”产生的社会现状宣告了这种灵韵在消费大众和商品的海洋里的无可挽回的消散。面对灵韵的慢慢消散，王安忆在写作上也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对命运的探索
(一)命运与城市
就像许多作家习惯把自己的小说放置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一样，王安忆将自己小说的故事环境主要安排在了上海，她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坚信关注的”。[4]她创作了许多的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等很多因素的原因，上海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诱人魅力，而上海市民的命运也随着上海的变化而变化的。
谈到《长恨歌》是，王安忆曾说过：“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5]上海在19世纪中叶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后迅速发展为金融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了在这个城市里很好的生活，人们形成了不怕吃苦、勇于追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在多层次得经济结构影响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务实、坚韧、勤劳的精神。开阔上海人的品质，雅致是上海人的生活情调，精明是上海人的特征。王安忆就是要用一个上海女人的命运来诠释命运与城市的关系 。为了突出上海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王安忆在开篇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起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丽画面，寓意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曲折起伏与上海街道、上海气氛、上海的精神相关，尤其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深深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上海成全了她，也抛弃了她，繁华的上海是造就她人生悲剧的根源。原因是：
首先，多元文化造就了上海城市的宽容本质。上海是一个追求时尚、追求情调，追求娱乐的独特城市，就连募捐赈灾的这种慈善活动也会又举办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来筹集。解放后像王琦瑶这样的人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静而优雅的生活，这只有在上海才会成为可能。未婚的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以后，和康明逊、萨沙保持来往，并且还生下了女儿都没有受到直接的道德指责和人身攻击。上海的宽容使得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平静的过完自己的一生。宽容的上海也造就了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宽容的上海人，在和李主任交往的过程中，没有规定或限制李主任多长时间回来一次，而是让他来去自由。
其次，繁华的上海造就了上海人的精明雅致，上海人言谈举止都从容镇静。王琦瑶在得知自已被选为三小姐之后，没有欢呼，没有傲慢，仍然能冷静的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谦逊和素养。上海人的也总能把自己打扮的雅致得体，引领时尚潮流，成为年轻人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情调，在平凡的日子里，都要吃点心、喝咖啡、跳舞等，上海人经过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优雅精致的生活风格，既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格调，也使邻里间具有了温馨和睦的融洽气氛，因而让他们有滋有味的经营着自己的每一天。 (二)命运与性别
站在女权主义角度看，性别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命运，这体现在人物命运不仅受到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制约，也受到了人生历程遭遇到的异性的影响，更受到自身性别特点和局限的牵制，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变得更加曲折坎坷。
《长恨歌》中男性人物的自私、懦弱、猥琐、虚伪使女性的人生经历变得坎坷曲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究竟女性应该怎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者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但有一点很明确的，女性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把握，依靠男性来改变命运只能是女性一厢情愿的却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如此，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让他笔下的女子居高临下的鄙视男性的行为，但也未对男性给予严厉的谴责，相反是带着平和的态度对男性的选择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和谐家庭是由男女平等才建立的，对此一味的斥责是不对的，因此王安忆在情节设计上，在男性人物的行为上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表现了她对社会中男女关系的自我独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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