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长恨歌》(2)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兴”便成为中唐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唐人解不开的心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撰写《大唐中兴颂》，再一次表达了中兴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蕡的考生为言国家“中兴”，遭贬谪而冤死。好友李商隐极为悲痛，作《哭刘司户蕡》，诗云“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足见“中兴”之论深入人心，多少有识之士为国家中兴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安史兵乱后，中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