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2)

　　二 20世纪50年代前后: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末，俞平伯提出了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 ，由于大多拘于字句百般搜求、穿凿附会，尽管后来不乏响应者，但仅属于大胆假设或想象而非严肃的学术立说。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再次确认陈鸿受白居易委托创作的《长恨歌传》阐明了《长恨歌》主旨 (《〈长恨歌〉笺证》，《清华学报》14卷1期，1947年) ，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之“李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264页) 。《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谕诗，陈寅恪推崇讽谕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这是现代讽谕说的发端。

　　50年代至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影响，关于《长恨歌》的阐释不但以讽谕说为主，而且大多十分尖锐。如白枫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 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反映出唐朝的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已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 (《〈长恨歌〉的思想性》，《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由传统讽谕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与讽谕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褚斌杰先生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作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爱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古代童话和民间故事不都是用皇帝、国王、公主、王子等等来表现的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 不过，更多研究者从文学艺术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长恨歌》歌颂的坚贞、专一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20世纪50年代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二)认为，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201页) 。罗方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 (《谈“长恨歌”》，《光明日报》1956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