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死观(2)

　　二、超越生死

　　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面对死亡，人们除了坦然或无奈接受之外，别无更好的办法。迟子建的作品中写死亡其实是为了写生存。

　　死亡对于生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给生命以启迪，使生命的价值得以更加澄澈。正是死亡与生命的这种对立的二元关系，激发人们去探索死亡。《青春如歌的正午》中的杨秀虽然死了，但仍活在陈生的心里，他总是觉得自己拿不出三千块钱的手术费对不起自己的女人，在正午的阳光下用青草为死亡的杨秀编包、各式家具，甚至最后给她编“手术用的家把什”，完全以生者的情感体验死者。在《亲亲土豆》中，丈夫得了绝症，即将死去。面对这一令人伤心欲绝的结果，丈夫冷静地离开医院并用治病的钱给妻子买了一件旗袍，平静地收获土豆;妻子也平静地进行日常生活：洗衣、做饭、铺床，死亡在这里是亲情自然的流露，是夫妇俩生死不渝而又朴实无华的感情的写照。在妻子眼里只要有土豆花的香气陪伴，丈夫就永远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最后一段写到当一个大土豆从坟堆上滚落下来停在妻子脚边时，她一句娇嗔：“还跟我脚呀?”完全视土豆是有生命的，更是超越了人世间的生与死的界限，体现了普通人对生命的热爱。

　　至亲即使离我们远去，生活仍在在继续,我们还得坦然的面对这一切，继续活下去。《黄鸡白酒》中春婆婆的丈夫、公公、婆婆和女儿全在日本战败后放出的那批带细菌的老鼠引起的鼠疫中丧生，而她活到九十岁，她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丈夫，但也会把自己的每一天尽可能的过得舒服，因此她每天都会到小酒馆去喝点酒吃点鸡，过得有滋有味的。《白雪的墓地》中当母亲在父亲去世后虽然也痛不欲生，但在去看过父亲的墓地后却“看上去精神多了”并能温和地询问孩子们早饭想吃点什么。活着的人因亲人的死而获得新生的感受，感受到生活的责任与义务。也正是对死亡的澄澈认识，才不为生死问题所束缚，活着的人生活得好好的未尝不是对逝者最好的一种祭奠。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迟子建是与村上春树对待死亡的观念一样。他们觉得人死了，他们的罪孽就消失了。如《树下》的七斗与死去的姨妈一家和解，甚至连生前奸她给她带来莫大痛苦的姨夫都可以原谅了;《北国一片苍茫》中烧死母亲的父亲都可获得尊重。尤其是当人们面临天灾时，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都显得微不足道，《白雪乌鸦》讲述的是一场鼠疫大灾难下，社会民众如何去与之作斗争的故事，死亡和生机也是穿插在其中的两个主题。染上瘟疫的傅家甸面对每天都有人死亡的灾难，战胜它的惟一希望就是对生的渴望。关于死亡，美国学者科利斯拉蒙特曾说：“死亡本身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灾难，是人类的凶恶敌人。……死亡为包括我们自己的后代在内的无数的人开辟道路，使他们也得以经历生活的欢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亡是尚未出生的未来一代的同盟者。”[3]熬过鼠疫，春水又涌流了，树上又有了新绿，南方的鸟又回来了，生活又继续。也正是基于这样超脱、自然的生死观，迟子建在处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这个鄂伦春部落历经的每次死亡时，往往给予诗意的表述。受冻而死的“我”的姐姐列娜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都在梦中走的安详从容;老达西虽然死的惨烈，却也有着复仇者成功的豪迈;妮浩萨满经历四次失去孩子的苦痛，但她的每一个孩子的失去，都换回了别人的新的生命，最终在祈雨成功之后倒地身亡。在死亡的时刻又往往意味着新生，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与消灭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就曾有论者将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的死亡定义为“充满活力的死亡”。

　　感悟生死，是人一种内在本性的流露;超越生死，是一种灵魂的觉悟。死亡无法征服这种伟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