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那有过沮丧和挫败的时候吗?曾对写作有过怎样的疑惑?
迟子建：当然有过沮丧的时期。比如九十年代中期，我沉下心来写出《白银那》、《日落碗窑》两部中篇，却双双遭遇退稿，那时这类作品归不到任何“思潮”类下，显得不入流。
但恰恰是这种“拒绝”，让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是独特的，更坚定地写自己的东西。
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能拯救心灵
羊城晚报：回头看，这几十年，写作给你带来最多的是什么?你希冀自己的文字对这个世界有所改变吗?
迟子建：我是1983年开始写作的，今年刚好三十年。我还记得最初写作《北极村童话》时，心中的那种忧伤和美好。虽然岁月让我有了白发，霜雪也由外部浸入到内心，让我感受到世态的寒凉，但只要进入文学，那种忧伤和美好的感觉依然在。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它能拯救心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好作家就是一个牧师。牧师用经义布道，作家用的是从心灵流淌出的文字。
我觉得，对当代作家来讲，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人性也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我说过，小时候我觉得满世界都是神灵，现在我却在人间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鬼。
羊城晚报：现在对自己的写作还有怎样的期待?理想的写作境界是怎样的?
迟子建：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遥远的境界》，以一颗年轻的心，阐述我的写作理想。我在结尾写道：“真正的艺术是腐烂之后的一个骨架，一个纯粹的骨架，它离我们看似很切近，其实十分遥远”，我想“遥远”这个词，依然是我今天要说的，虽然我已不再年轻，虽然我在这二十多年间，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但我依然觉得，好的写作还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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