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喜雨》作者杜甫简介(2)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典故：愤斥奢靡无耻的皇亲国戚】

　　唐王朝，尤其是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无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王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

　　玄宗李隆基年轻时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等忠心爱国者为丞相，大力整顿相应弊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以至被后世称之为“开元盛世”。然而，玄宗后来居然任用了奸诈成性的李林甫为相，政治便开始出现腐败的苗头。天宝四年(745年)，他在封杨玉环为贵妃后，纵情声色，奢侈荒淫，政治遂越发腐败了。此后他还依次封赠玉环的姊妹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及秦国夫人。她们出入宫廷，肆无忌惮，可以想见她们那“势倾天下”的吓人权力了。

　　而杨玉环的堂兄杨钊也由于杨贵妃的得势而平步青云，在他担任御史时就被玄宗赐名“国忠”，以示恩宠。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后，原本是武则天面首张易之的儿子而其后却冒姓杨的杨国忠，居然做上了丞相;而玄宗也竟然把全国的军政事务交给杨国忠处理。此时的杨家，由于他们兄妹“势倾天下”，遂开始了结党营私，专干些非法的事情，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终于导致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

　　正像所有腐败现象的前期一样，杨家兄妹之间不但花天酒地，而且杨国忠还毫无廉耻地跟虢国夫人通奸。他们如此淫乱的生活，居然也得到了玄宗皇帝的纵容;而老百姓则固然是有苦难言。

　　古历三月三日这个作为传统节日的上巳节，人们为了除去不祥气氛，便又到水边去“修禊”。天宝十二年，杨家一帮人不但去参加了这样的活动，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到曲江附近游春野宴，喧闹异常。大诗人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这些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

　　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