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杜甫(2)

　　经过安史之乱，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遭到带根本性的破坏，群体性的事件在各地涌现。当今学者普遍视暴力为畏途，而在1000多年前，以“腐儒”自称的杜甫，居然拒绝跟官府站在一起斥责“暴民”，将乱局的责任坐实到权力者身上。“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为狼与豺。”为了争取生存权，顺民变得如狼似虎，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诗人写道：“莫道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想想看，这些“盗贼”，原本就是王政之下的臣民呵!又说：“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最高统治者是应当下罪己诏的。但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不可能具备反省检讨的能力，因为它自恃拥有十倍百倍于小民的合法性暴力，可以随时动用，直到用尽为止。

　　“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杜甫一方面称天子为“明君”，所处时势为“圣朝”，另方面，又表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于失望，说是“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正如他以儒家的传人自许，以“仁”，以“民本主义”作为人生和写作的最高原则，结果又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里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他对统治者的憎恶是分层级的，中央与基层不一样。可以比较《丽人行》和“三吏”、“三别”，对于基层官员的暴露和鞭挞是何等直接，但对于专权的高官，如总理级的杨国忠，处理就讲究多了，更不要说皇上。当时还不存在缜密的出版审查制度，但专制意识形态对创作是有要求的：“诗可以怨”，但要“温柔敦厚”，不满现实也不要直说。老杜基本上是恪守这个要求的，“激进”有一定限度，毕竟割不掉“第二种忠诚”的小尾巴。

　　我不敢苛求于古人。后来的诗人，事实上并不见得比杜甫做得更好。《诗经》之后，哲理诗起来了，山水诗和田园诗起来了，形式主义泛滥。好在有建安一代诗人，在战乱和废墟中守卫了诗歌的尊严;而杜甫，正是“建安风骨”的承继者。在诗歌史上，唐诗是公认的高峰。所谓“汉唐气象”，盛唐时期出了一批边塞诗，鼓吹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其实是侵略主义。《兵车行》批评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前出塞》也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是反战派，他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国威”重要，这是了不起的。那时候，国家还不及后来的偶像化，或许这同“朕即国家”的旧公式有关。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似乎也如此，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所谓“国家主权”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被滥用原是不足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