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仲淹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理想人格(3)

　　这是南宋时期丞相史浩的“严光墓”的吟唱，而另外一首“题严陵钓台”更是道出了这一时代追求。

　　功名于道九牛毛，无怪先生抵死逃。漠漠桐江千古后，云台何似钓高台。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范仲淹与当时的宋人为何不推崇积极入世的名臣将相，辅助君王建功立业的能人。而唯独推崇这个在以前历史上不怎么起眼隐士的原因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精神作为理念的支撑，就根本谈不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能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已。这正是整个大时代赋予了宋人自由与独立的思想，而历史也证明了宋朝人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政治话语权是历朝历代中最高的，前比汉唐，后超元明清，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的理想人格的先河。

　　后来宋朝灭亡了，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不乏有人归咎为“空谈误国”。意思是给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太多的权力与自由了，以至出现后来的党争与内斗等等。对这种看法我实在不敢苟同，当然我们现在很难深入到那时候的历史语境当中，真相永远都在幕后不为人所知。但我们现在身处和平年代，如果要在一个专制而统一的国家与一个自由开明地区来作选择的话，我会偏向于后者。就像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放眼当今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以道抗世的理念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的道德普遍低下，大多都是为帝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而当代需要构建的理想人格与时代精神，究竟何去何从，是重回过去大宋时代，还是应该与传统割裂呢。不管怎样都好，我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自由，而屈服于外部权威，为其张目，甚至为其寻找形而上的理论根据，那才是真正的空谈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