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最后立立“士”之风范――振振后人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其“士”人的风范，可以用如下四点来概括，堪为我辈后人学习之典范。
其一曰：谋道不谋食――甘于淡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说过：咬得菜根，百事可为。孔夫子也对“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赞叹不已――“贤哉，回也”。即使是千古名相诸葛亮也说：“淡泊可以明志”。所以说“君子甘于淡泊”是很难得的。《庄子 秋水》第十七篇记载：庄子正在濮水上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的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你，先生愿意下山吗”?庄子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它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做占卜用。你说，它宁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尊贵好呢?还是宁愿活着在烂泥里打滚好呢?”“它一定愿意在烂泥里打滚”庄子说：“那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还是拖着尾巴在烂泥里打滚的好”。这就是一种境界，为了世俗的尊贵和权利而丧失自己的本性，这是最大的迷惑，甘于淡泊，就是明了自我的本性，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甘者，是心甘情愿，毫无委屈的感觉，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追求的境界。而范仲淹是真真正正地做到了这一点：日食一粥，清苦如此，却怡然自得，毫不在意。 其二曰：修德不修禄――不阿权贵。名士自有名士的风格，从三国的弥衡击鼓骂曹，唐朝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到现代的国学名家梁漱溟宁死不批孔，都反映了这一点：不阿权贵。也印证了季羡林老先生的那句话：骨头要硬，心肠要软。士之所以“名”是因为其心中有所坚持和操守。春秋时期有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抗战时期有朱自清宁死不买日货，都表现了这一种不屈的风格。明朝“仁宣盛世”中“三杨内阁”的首辅杨士奇，与范仲淹一样，岁半丧父，随母漂泊，途中宁弃行李，而怀中始终带着《大学》，随处诵读，后来母亲改嫁姓罗的高官而被迫改姓罗，八岁那年，罗家祭祖，士奇却另寻别处撮土为香，跪拜生父，此举被后父发现，十分感慨，叹曰：你才八岁，却能寄人篱下而不坠其志，不忘其祖，将来必成大器，你不必改姓了。范仲淹与杨士奇一样的遭遇，一样的有志气，小小年纪便不依附于人，独自在深山苦读。长大出士后，同样不畏权贵，在“庆历新政”中，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使被逐出朝堂也绝不屈服，范文正不愧为文正，“文”是他的才华，“正”是他的操守。而这一点正正是当今人士所缺失的。多少人因为“名”而出卖了自己的原则，因为“利”而舍弃了自己的肉体与灵魂。
其三曰：为国不顾身――牺牲小我。“苟为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当年林则徐择张居正句送给左宗棠的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反映了历代名士的那种为国为民，随时准备牺牲自我的精神。记得于谦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等若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再看着范仲淹的《渔家傲 秋思》也一样可以看出他的牺牲精神。尽管被欧阳修笑他是个“穷寨主”，但他临危受命，以文士之身而担任军中统帅，面对虎狼之兵，置生死于度外，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四曰：敢表真性情――自然真我。鲁迅先生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真名士也一样是敢爱敢恨的人。在这一点上范仲淹也做得毫不逊色，他以官宦之身，放下身段，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心中所爱。范仲淹被贬江西鄱阳期间，妻子不幸亡故，独身的范仲淹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却与一青楼女子恋爱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动了真性情。即使是被调往边关打仗的时候，在军旅生活的百忙之中，他仍然要写信回鄱阳：“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还不忘送上一盒上好的胭脂。最后甚至动用自己的人情和关系，替这位姑娘赎身落籍。再看他的《御街行 秋日怀旧》：“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眼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位已过中年的大叔，在宋朝“存天理，灭人欲”的大环境中，还有如此缠
绵妥贴的爱，确属万难之举。与当
今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婚姻一定要“高富帅”，一定要“白富美”的现象相比，情操之高下，自然是天渊之别了。
最后谨以范文正公之语为本文作结：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微斯人，吾谁与归。 参考文献
[1]谢有顺.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以散文写作为例[J].扬子江评论，2006年01期.
[2]梁实秋.论散文[J].新月，1928年01(8)期
[3]徐锋.屠呦呦的成功偶然中带有必然[N].广州日报，201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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