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的《生命幻想曲》(2)

　　像图章印遍大地，

　　世界也就溶进了

　　我的生命。

　　我要唱

　　一支人类的歌曲，

　　千百年后

　　在宇宙中|共鸣。

　　一九七一年盛夏.自潍河归来

　　《生命幻想曲》是顾城十二岁那年随同全家下放到临近渤海边的一个荒原上，跟他父亲一起在河滩上放猪，有一次突然被寂寥、沉默，但又喧闹、神奇的大自然所震撼，灵感与想像力猝然迸发时，在靠近水波的沙地上，用手指写下的一首童话色*彩很浓，又有超验性*质的诗。1976年返城后，这首诗先后在文艺小报上发表，由作者在诗会上朗诵，为中央台录音并播放，并收入到国内外正式出版的诗集中。由于它真切地传达了动乱年代里，一个被社会无辜遗弃的少年人的凄凉惶惑感，以及善良人对于生存，对于美与光明的本能渴求，因而深深打动了一代人的心弦。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朦胧诗的代表诗人，顾城承认，《生命幻想曲》是他 “少年时代最好的习作”(《少年时代的陽光》)。即使在今天，我们读这首毫无矫饰地发自纯真少年的灵府的诗作，也会为它所涵含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信念，永不熄灭的心灵火焰所感染。因为正如约翰生博士所言：“心灵只能恬憩在永恒的真理旁边。”

　　如同许多历经浩劫，身后长久地拖着历史的-阴-影的人们一样，顾城很难忘却他那十二岁的“长满荒草的广场”。那是他遭受欺凌和放逐的少年时代。一场骤然而至的裹挟着宗教狂热的红色*风暴，毁坏了他温馨而幸福的童年及他那浆果一般的梦境。生活和世界，竟粗暴地在这位少年人的眼前出示了它全部的冷酷与严峻。失学，被抄家，跟随父母流落到远离都市的荒凉的盐碱滩上放猪。这遽临的灾变对一个还是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未免显得过于唐突和沉重了。然而，不幸的人生遭遇也许正好是美的艺术生成的契机。台湾诗人洛夫在谈诗的本质时就谈到，诗是“对生命本性*的体认，生命真谛的探索，这种本性*与真谛唯有在残败的生命情境中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序》)顾城所遭遇到的那场政治运动，其狂悖就在于对人和人格的摧残与践踏。然而当外部困厄高强度地加之于人生时，内在的生命感也就全面地苏醒，格外地活跃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政治-阴-影渗透了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的每一个角落的年代里，《生命幻想曲》却是以生命本位做为它的支点，也是它的起点和终点。一个个性*方面的原因则是，诗人凭借与生俱来的异乎常人的内在悟性*，把普遍化的政治情绪过滤掉了，只保留湛醇的诗的情绪，凝结出能够超越时空的较为纯粹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