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精神结构解析(5)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构成伴随郭沫若一生的精神结构。在同一主体的头脑内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既相互矛盾，又并行不悖的精神矢量呢?它们又是怎样在郭沫若那里发挥作用的呢?这使我们必须首先去探讨精神结构赖以形成的思维方法。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之所以能在郭沫若的头脑中结合起来，离不开互渗的思维方式。而互渗，恰是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原始思维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研究进行了整合，指出互渗律是原始思维最一般的规律。布留尔认为，不能用我们的方式去认识原始思维，因为原始人丝毫不像我们那样感知事物，不管原始人的意识中呈现出的是什么客体，它必然包含着一些与它不可分割的神秘属性，当原始人感知客体时，从来不把客体与这些神秘属性分开，而是互渗在一起。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中，主体、客体、存在物或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既是他们自身，又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例如，巴西北部的波罗罗人认为他们既是人，同时又是金刚鹦鹉。这种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的思维令我们难以想象，但在互渗的思维方式中，却没有任何不自然。我们的意识能够把关于事物的概念和我们对事物发生反应的情感、行为明晰地区分开来，原始思维则不然，这种思维方式允许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容许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单数与复数的同一、部分与整体的同一。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对矛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它不服从我们逻辑思维的“矛盾律”与“因果律”。在原始思维中，几乎没有独立的个人意识，在那里，个人与部落，个人与环境，个人与祖先，个人与图腾往往是互渗在一起的。有些事物在我们看来不陷于荒谬就不能归一，在原始思维看来，却没有丝毫不妥。互渗的思维方式是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本艺术构思。《女神》中充满着无处不在的互渗：梅花与自我的同一，“火便是凤，凰便是火”的融合，天狗既能吞日吞月，又是日的光月的光，“我”既是偶像的崇拜者，又是偶像的破坏者，“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你中也有我，我中也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你”，一句话，没有互渗，就没有《女神》中那绮丽的想象与联想，大胆的变形与夸张，就没有《女神》这样的天籁之作。《女神》中的“自我”张扬，不是一种独立的个性意识的张扬。郭沫若对个性的景仰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郭沫若的所谓个性意识，不是把个人(主体)从世界(客体)中剥离出来探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个人如何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而是在个人与世界的互渗中达到同一，即融入自然，达到无我，“与神合体，超绝时空，等齐生死”，从而“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主客体互渗的状态是《女神》中的“自我”存在的基本状态。《女神》闪烁着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天才美。所谓天才，在郭沫若看来，“便是把小我忘掉，融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2](p211)对于“无我”境界的追求，创造了“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同时，也消融了诗人的艺术个性。郭沫若对“精赤裸裸的人性”的向往以及“愿成个共产主义者”的念头，表明他对个性、自我的理解是排除私有观念的，他追求的是“开辟洪荒的大我”，是绝对的自由自在的状态。郭沫若终生对他心中的那种个性能得以自由发展，人格能得以圆满实现的“大同社会”无限憧憬。我们知道，所谓“大同”，可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的产生，除了当时生产力低下，只凭个人的力量难以独立生存外，还与原始人个体与集体互渗的思维方式有关。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私有观念也会消失。而郭沫若看到的，恰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从这个意义讲，20年代中期，郭沫若由极端的个性主义者向极端的集体主义者的“转换”之谜，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