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2)

　二、从《李白与杜甫》管窥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郭沫若在童年接受传统的“诗教”的时候，就必然地“遭遇”上了李白和杜甫，从那时起，出于少年倾向于自由的天性和对人生、艺术粗浅的理解，对李白便比较喜欢，不太喜欢杜甫。他那时无疑读了许多古代诗人的诗，能够让李白、杜甫在自己脑海里留下印象，已说明李白、杜甫的诗对他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他的思考，并给定了大致的审美判断。他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恨韩退之。”这话出自(fz的童年》，写于 1928年。距他出版《李白与杜甫》的1971年有43年之久。这一最基本的史实可以说明，他的“扬李抑杜”的倾向并非得之于“文革”中某某领袖的指令，而是自己早年读诗时形成的一种“审美体验”。彼时郭沫若自然很幼稚，但这幼稚中却有的是真纯，缺的是虚伪乃至功利意识。然而临到晚年，郭沫若仿佛又回归到童少年时期的幼稚，忘却了自己曾在“成熟”时期所说的“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颇令时人侧目。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鲜有公开评价者。文革结束之后，论者骤增，但多为批评之声，盖源于该书对“诗圣”杜甫的贬低，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时至今日，对《李白与杜甫》辩驳和评论，仍屡见不鲜。统观之，多数论者着眼之处，是该书鲜明的“扬李抑杜”旨向。有人说，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投上之所好。有人反驳说，郭沫若本身就一贯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早就反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学术局面，故而大做翻案文章，与毛泽东关系不大。还有人说，郭沫若对杜甫也有过公允的评价，但因反对把杜甫当作“圣人”、“图腾”，故有矫枉过正之举。

　　可以说在此问题上，论者纷纭、莫衷一是。粗略来看，人们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同情的态度追源溯流，为郭沫若的“扬李抑杜”辩解;一派因《李白与杜甫》的“抑杜”和“悦上”倾向，痛加驳斥。可以说，不论是褒也好、贬也罢，人们是围绕着对“李、杜”孰优孰劣的评价，来切入这部著作的。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从学术的视野，以专业的眼光来考量《李白与杜甫》。因为在人们眼中，《李白与杜甫》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5]。这当然没有什么错。看看该书对李白出生地、家世的考证，对李白家室的索引，对李白政治活动的梳理，对李杜思想和信仰的考释，甚至对李杜疾病和死因的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学术问题。　结论

　　总之，《李白与杜甫》，是一部寓复杂人生况味于学术的真诚反思之作，是仕途疲倦、步履蹒跚的郭沫若，在进退两难的宦海浮沉后，做出的清醒自嘲与内省。这，是感时伤世、感时伤怀的郭沫若，面对大浪淘沙的历史风流人物，发出的遥遥心灵感应!这，是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郭沫若，面对悠悠千古的长空皓月，发出的世事沧桑、人生无奈的万般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