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骂郭沫若是流氓(4)

　　这是70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年，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说：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

　　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却开始了……

　　原来，成仿吾等文学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自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艺界的许多同仁，扩大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