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党节的来历(2)

　　加入共产党，毛泽东没有介绍人

　　1920年——1927年，是毛泽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内开展工作的时期。对毛泽东加入共产党的影响最深远的人，仍是陈独秀。1921年，毛泽东第二次去上海，“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回忆说。

　　共产主义在中国，模仿俄共的建党模式，由小组而全国性政党。在今天看来，这种组织的发展过程，有其历史的必然，也有其偶然。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七大工作方针》有一段关于他在长沙入党的说法，极好地反应了他入党的过程。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当时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之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湖南也成立这种性质的组织。毛泽东就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6人，后发展到10人，骨干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回忆道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毛泽东自己就是党的重要创始人，因此，他没有入党介绍人。他把自己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认定是入党之时，因为在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各地出现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共产党性质的组织。

　　据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夏燕月撰文介绍，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来信，接受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他们还把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毛泽东。期间，毛泽东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陈独秀因赴广东出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未能来长沙。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史实表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时，虽从未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过，但确实是在该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时间约在1920年11月间。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坚强的战斗力;他们认真扎实，奋发有为，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实际工作，取得了优良业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领导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优良业绩。第一，深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全力办好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在实践斗争和不断探索中，通过长篇通信和热烈讨论，使学习研究不断深化。1920年10月，毛泽东受湖南《大公报》委托任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长沙演说的记录员。他在12月1日致萧子升、蔡和森等会员的信中，对罗素的所谓“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对社会改良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其一，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家掌握着教育权，并且有法律、军队保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其二，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而无政府主义要求“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结果必定“难以终其局”。毛泽东在看到蔡和森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长信之后，非常高兴;在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不久，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第三集》时特别提到，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由此可见，这些通信和讨论，大大提高了党员对于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等党建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使其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筹划建团工作。当年建团工作骨干、一师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建团工作要贯彻积极慎重、注重质量的方针，以及要“多找真同志”、“中坚分子”的嘱咐。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有团员16人，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郭亮、肖述凡、夏曦等都是团员。到7月份发展到39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到1923年发展到700多人，成为全国团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第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毛泽东于1920年秋开办了湖南一师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向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在他的争取和帮助下，湖南劳工会先后创办了两所工人夜校和其他学校。他还经常深入到长沙各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宣传、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李达在回忆中共一大时写道：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经验，认为“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随后，就是中共一大的召开。谢觉哉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做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

　　中共一大的召开，虽然时机成熟，但毕竟是一次秘密会议，乃至于与会者对于召开时间的回忆，都充满分歧。毛泽东说，“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