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不盈利才不道德
但史玉柱并不承认自己的游戏比别的游戏商有更大的不道德。关于一些人指责的“花钱买道具”即可帮助玩家快速打败对方的事实，史玉柱认为这就是一个商业模式，“也许它确实存在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承担。如果真要怪罪，那只能怪罪韩国人。”
关于宣扬暴力问题，史玉柱这样回答：“首先，我觉得大家混淆了现实中杀人和游戏杀人的概念。这完全是两码事。其次，我们的《征途》和下一款游戏都是战争题材，战争题材是肯定要杀人的。”
史玉柱认为社会对他的要求比对陈天桥、丁磊的要求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者王败者寇。”
关于社会责任和商人逐利这个话题，史玉柱倒是很坦然：“我觉得做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是第一位的。你不赚钱就是在危害社会，对这个，我深有体会。我的企业1996、1997年亏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当时除了银行没被我拉进来，其他的都被我拉进来了。我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转嫁给税务局。企业亏损会转嫁给社会，社会在担这个窟窿。所以，我觉得，企业不赢利就是在危害社会，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不能不承认，史玉柱说的部分是实话。中国人的舆论，有时确实存在某种过于道德化的倾向。汶川地震那一年，曾经有不少企业面临被舆论“逼捐”、“比(较)捐(款)”的现象。大家似乎忘记了，企业的首要职能首先是经营好企业本身，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解决好自我“造血”的问题，才是生存的第一步，在能够生存之后，实现自身资产的增值、企业的持续发展仍为他们的头等大事，我们不能以要求慈善机构的标准来要求企业如何“道德”。史玉柱的聪明，在于他懂得中国人的心理并深谙国情，用“农村包围城市”和实用主义的广告攻势占领市场，而相应的，他依然受到这个环境的特殊的道德追问。他必须在生存、发展和道德形象方面掌握平衡。 史玉柱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有限的市场空间、不规范的法制环境、相对滞后的意识形态、公权力蔓延而民企凭借孤绝之力欲突出重围，其间不乏剑出边锋之举。于是，利益和传统道德难以得兼，“民企原罪”一度被提上台面。但只要我们平心而论，如果我们能理解民企在体制变化中的艰难处境、他们面对政策瓶颈和权力垄断时的进退失据，我们或许多少可以体谅他们的“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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