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老成和返老还童
“‘我的一生’，一想到这词句，我就在眼前看见一道光。再细看，它形如有头有尾的彗星。最明亮的是头，那是我的童年时代。那最初的阶段，我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已被决定……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较长的部分，是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却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相当靠后的部分了……”这是托马斯的回忆录——《回忆看见我》的开篇。
托马斯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父母在他幼年时便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二战贯穿于他的童年至少年期，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强烈的经历。其时瑞典是中立国，但邻居挪威、丹麦纷纷被占领，瑞典人在立场上也分为两派，不少亲戚朋友支持德国，这让同盟国的坚定支持者、敏感的少年特朗斯特罗姆觉得人生初尝孤立滋味。早熟的天性让他成了一个“教授一样的小男孩，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他梦想成为列文斯通那样的探险家走遍非洲，却只能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
也许正是得益于少年早慧，托马斯的诗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18岁那年，他写出最早期作品之一《果戈理》，用一首短诗来概括一个作家的一生，并在结尾处用一个辉煌的意象照亮全诗：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显示出惊人的成熟，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北岛语)中风后的托马斯也没放弃创作，身体的变化带来对人生更深的思考，使他的作品超现实主义色彩更浓，语句却更加精练而富有哲理，“诗歌就是坐禅，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
中风使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妻子莫尼卡，谁也听不懂。莫尼卡每次都是贴近托马斯，和他四目对视，解读他的内心。莫尼卡20岁时就和托马斯结了婚，在托马斯病后，她辞去了护士的工作，专心地做起了托马斯的专职护士，守候着他。托马斯作诗描述了病中那种内在的黑暗：“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而莫尼卡则帮他跨越了语言障碍，也跨越了他的“黑夜”。
在莫尼卡面前，托马斯总是扮演老顽童的角色。一次，有人问托马斯除了诗歌，是否还写有文论或随笔等，托马斯刚刚作出肯定的回答，莫尼卡便探过身来，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都在哪儿呢?”托马斯好像偷吃糖果被逮到的小孩，冲着莫尼卡顽皮地大叫，“Ja，Ja”。
托马斯写过一首诗《上海的街》：“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富有童趣的意象来自他多年前在上海的经历。那是1985年，他第一次到中国。
因为托马斯的获奖，《上海的街》也随之被人们翻了出来得以传诵。瑞典媒体报道，世界上超过50个国家的出版商和图书经销商会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再版他的诗作。
外界的喧嚣中，托马斯和莫尼卡却另有打算，他们计划去斯德哥尔摩近郊的海龙马岛上过周末。那里有一幢托马斯外祖父留下的、曾招待过无数诗人、被称为“蓝房子”的住所，也是托马斯最爱的地方。房子里天花板很低，窗户小小的，窗外就是树林，托马斯最喜欢坐在窗边读书。北欧静谧、安逸的生活氛围包裹着诗人，以至于在马悦然看来，托马斯的诗风是如此恒定，这在其他地方的诗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他从不曾让风格应时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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